郑命寿为英俄尔岱的私人，不成问题。崇德七年十月，英俄尔岱与来自朝鲜的韩润通婚，告诉朝鲜是世子“婚期迫头，家无所储，俺且出去，极为切闷”[70]，郑命寿为此专门派自己在朝鲜的“心腹”李馨长传言，朝鲜遂“遗龙胡、郑译白金五千两，黄金各十余两”，还送清蜜、花纹席、白绵纸、细木棉、丹木、红柿、南草、各色鱼等多种礼物[71]，赞助英俄尔岱的婚事。郑命寿为英俄尔岱打理私事，正是基于旗下属人的关系。

    第二，英俄尔岱与多尔衮的领属关系是明朗的。多尔衮曾言“今国家一应事物各有专属，户部惟英俄尔岱……是赖”。任用私人，是清初政权的本质[72]。由此推断，郑命寿为多尔衮的亲信私人（旗下属人），也应问题不大[73]。故而顺治五年英俄尔岱逝世后，郑命寿与多尔衮的关系更加接近。

    顺治七年，因“九王新丧夫之（夫之即古于氏之称），故欲与国王结婚”，从二月开始，郑命寿与户部尚书巴哈纳、内院祁充格等人络绎入朝，不断以各种借口向朝鲜君臣施加压力，朝鲜孝宗也看出“快许婚事，则渠辈甚喜，查问亦不行”，“命寿言当以查问曲折归奏皇帝，然若成婚媾，则查事亦可少缓。”查问即指诘责朝鲜起用金尚宪、赵絅、金集等及修城训兵之事，主要还是为求婚服务的。由于孝宗之女年幼，最后以宗室锦林君恺胤十六岁女，封为义顺公主，由朝鲜大君亲自护送，四月从朝鲜出发前往北京。在二个多月的谈判过程中，郑命寿不断表明“皇父王使俺等详问而来”、“俺等即驰归北京禀命于皇父王”，如果不是多尔衮的私人，直接秉承多尔衮的旨意，郑命寿在这个事件中的活跃程度与其“第五使”的地位未免不相称。[74]

    第三，郑命寿与多尔衮的密切关系，应是其命运发生转折的关键因素。

顺治七年底，多尔衮的突然去世，郑命寿失去了强硬的靠山。次年（孝宗二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人已经发现“郑命寿气色则与前顿异，大有忧惧之色”[75]。至顺治十年，古尔马浑正式受到了刑部审讯，朝鲜方面积极参与。据朝鲜国王咨开：“古儿马红往来本国，积有年纪，其勒掯奸滥之状，固不可一二计。只缘事系敕行，不敢违越，虽甚难堪，一向曲循，以至今日兹昔伏见。……朝廷既已洞烛，将本人籍产为奴，本国亦合将本人弟子及亲属之授官者革职论罪，又将本人殷山、义山两处所蓄女人等并令发还原籍，两邑官吏恸于威势，不即报知，事甚可骇，亦皆究治，削夺官爵。……将本人亲侄家小并皆革职论罪还籍。”清刑部认为他“把持朝鲜，违旨悖法，擅作威福”，建议“姑免死，家产著照披甲例与他，仍发本王为奴”[76]。此处受审讯的古儿马红即郑命寿，应该是作为多尔衮的亲信被清算的，同时也反映了清廷改善外交形象的努力。对此，孝宗十分欣喜，但又担心“他日起废而复用”，清使答以“万无起废之理”[77]，孝宗方才心安。朝鲜也出现了“彼此晏然，西路接待渐至埋没”[78]的太平景象。

    经历变故后的古尔马浑，可能就任闲职国子监教官[79]。他在朝鲜的势力一扫而光，“命守亲党数十人分罪轻重”受到不同程度的惩治，他的族人亦从此销声匿迹[80]。古尔马浑的一生，贵贱荣辱反差极大，盛极而衰渐趋平凡。他的经历，凝结着许多后金及清初政治斗争所留下的痕迹（参见附表一）。

满洲八旗中的其他朝鲜通事

    在后金（清）与朝鲜的关系中，朝鲜通事的作用，在郑命寿身上，已有清楚地体现。作为一个群体，朝鲜通事还表现出若干共同的特征。

    与郑命寿最相似的是“金差仲男”，“即我国（指朝鲜）北道土兵朴仲男”，原名“东南明”，“降于虏中”，“背国投贼（指清），凡可以害于我国者，无不阴教”[81]。朴仲南出身土兵，他在后金与朝鲜交往中斩露头角更早于郑命寿，“见亲于九王，方为其高山（即固山，也即旗下）将官，最为用事。”[82]也是多尔衮的亲信私人。

    “胡译梁戒玄者，柔远镇土兵梁士卜之子也，乙丑（天命十年）被掳，戊辰（天聪二年）逆变时，交接梁景鸿，投凶书于虏中，至是随狼革出来，知其父被戮，阴嘱诸胡，种种生梗，而又请见其父母妻子。”[83]梁戒玄也与朴仲南一样，是土兵后代，社会地位不高，与郑命寿的“贱隶”出身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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