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处理清廷与朝鲜的外交事务中，郑命寿因“周旋有力”，得到朝鲜大量的贿赠。研究清韩宗藩贸易的张存武先生曾指出：“清使，尤其是通官，每凭上国威势，装腔作势，刁难属国。而朝鲜为了息事，或联络人情，也每不顾上谕，私下贿赂，密赠银两。”张先生还作了一个清朝使团各级人员在崇德八年、顺治五年及乾隆元年后（原文如此）等年份的例受赠品、数额及其演变表，可供参考[41]。但郑命寿所受贿赂，上自朝鲜国王、世子，下到政府各部门乃至地方官员，来源之广，数额之大，往往超出朝鲜例赠清朝使团各级人员的总数，这也反映出朝鲜方面对郑命寿的借重。

朝鲜君臣的“太上皇”

    除了外交事物，郑命寿还毫无顾忌地插手朝鲜内政，俨然是朝鲜君臣的“太上皇”。

    崇德六年五月，郑命寿认为吏曹参判李植“党护金判书诸人”，李植遂被备局“减下”“堂上”之职。金判书即金尚宪，是仁祖朝斥和派的代表大臣，坚决反对称臣于清，曾被送到沈阳等地拘留六年，直到顺治二年才被放归朝鲜。他“危辱备至而志不少挠”，连降清汉人耿仲明也对之崇敬有加，赞叹“东国只有金尚书一人”[42]。直到孝宗朝，清廷对起用金尚宪仍大为忌讳，曾派郑命寿横加责问：“虽欲瞒我，俺等耳目极多，其可欺乎？”[43]

    崇德八年三月，因“郑命寿请罢之故”，刑曹判书元斗勺去职，他是出送朝鲜抗清总兵林庆业时的备局堂上官[44]。顺治二年十一月，听闻郑命寿将至，朝鲜户曹判书闵圣徽请求递职，因从前为远接使时曾杖杀一依附郑氏横行的小吏，“命寿至，闻而笑曰：‘户判，国之重任，奈何以向日之细故，骤递其职也！’”[45]同时，吏曹原以李植为敕使馆伴，因郑命寿“轻侮”李植而不得不代以金堉。顺治四年三月，“平安监司及两邑倅皆以郑命寿之言递职”[46]。

    在处理内政方面，朝鲜君臣一直小心翼翼，以免受到诘责。顺治元年四月，郑命寿传言要“处断德仁”，朝鲜遂安置宗室怀恩君李德仁于大静县[47]。顺治二年六月，朝鲜方面问询郑命寿，在得罪清朝的朝鲜陪臣中，除李敬舆、李明汉、申翊圣、翊全兄弟（即东阳尉，为朝鲜世子姑夫）“已许收用”外，还有谁某是“未许收用者”，郑氏答之“清国别无籍名记罪之事，自本国差除少无所妨。”[48]朝鲜任命大臣，首先要征求郑命寿的意见，甚至是宗室的处置也不例外。

    顺治七年二三月间，发生“六使诘责”事件，主旨则是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求婚。郑命寿与户部尚书巴哈纳等六使络绎入朝，诘责朝鲜起用金尚宪、赵絅、金集等三人，又召集六卿、两司承旨等责问与日本交往状况，探听朝鲜修城训兵之事。最终，朝鲜不得不发配领相李景奭、赵絅至义州白马城，金尚宪、金集等也被革退，并答应出送宗室女义顺公主通婚。在六使中，郑命寿虽排名第五，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人。[49]

    总之，郑命寿在朝鲜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实在非同小可：上从宗室乃至备局堂上（盖相当中央各部院）首脑官员下至地方各道监司长官的任命、使用及处置，朝鲜君臣均需视其脸色行事。说郑命寿在一个时期内（尤其是仁祖时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内政，当不为过。甚至在郑命寿被废后的孝宗朝，还有辅导朝鲜世子的东宫赞善宋浚吉曾因“前日李馨长、郑命守[寿]之交搆，有所不安”，在清使将来时请求归乡[50]。郑命寿虽去而余威尤在，说明他对朝鲜政治造成的影响甚至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除直接干涉朝鲜内政外，郑命寿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肆谋取私益。崇德四年（仁祖十七年）六月，为了结欢郑命寿，朝鲜领相崔鸣吉建议给在朝鲜关西的郑命寿之母予以食养，并赐命寿“赏职”，郑命寿十分高兴，但为了掩人耳目，提出“愿得官教而退书往年月日”，结果摇身一变成为明天启八年（公元1628年）授予的“同知中枢府事”[51]。因此郑命寿之母在死后还得到“贞夫人”的赠号[52]。崇德八年（仁祖二十一年）十月，郑命寿的故乡朝鲜平安道义州殷山县被升格为府，次年，又以其父母葬地所在，成川府东面地界被割属殷山府[53]。

郑命寿原本出身“贱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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