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命寿天命年间已入后金为巴克什，有可能是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战后被俘的朝鲜兵，也即朝鲜实录中所说的“戊午、丁卯被掳人中以通事使唤”者之一[31]。他原籍朝鲜平安道义州殷山县，地处中朝边界，很可能从小就懂得汉语（在文馆从事汉文书籍翻译可以证明），被俘后很快学会满语，并改称满名“gūlmahūn”。因得努尔哈赤的喜爱，他得以进入书房，成为一个“巴克什”，进而担任皇太极时文馆、内院的“副理事官”和“通事”，以三朝通事的老资格，成为后金（清）与朝鲜交涉中的重要人物，虽仍隶属包衣，但与原“贱隶”身份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既是其满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必然结果。

    从郑命寿为后金之巴克什推断，努尔哈赤书房中的文人巴克什，有赐号与非赐号的不同，前者可以保留终身，后者到天聪年间改称“笔帖式”，进而变为更文雅的“员外郎”，这是一般的通例；巴克什的来源，除蒙古、女真和汉人外，还有朝鲜人，这一点也未曾受到注意，就是清人修实录，也把来自朝鲜的古尔马浑归入汉人一列，尤其值得进一步探讨。

“周旋有力”的通事

    郑命寿被掳后，逐渐介入与朝鲜的交往，频频出使，异常活跃，在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迟在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郑命寿已为通事出使朝鲜，地位不高[32]。

    崇德元年，清军攻入朝鲜，朝鲜被迫俯首称臣。在签订和约的过程中，郑命寿的作用开始呈现。次年，和谈开始后，朝鲜方面的译员就建议“贿遗郑命寿，则和事似有庶几之望”，并将他与此前在双方交往中的重要人物——刘海[33]相提并论。于是，朝鲜“乃以银一千两赠郑命寿，龙、马两胡亦各赠三千两。”[34]龙指清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即户部参政马福塔，此时，郑命寿跟随英、马等驻留朝鲜，居中联络、穿梭传语，甚至对朝鲜世子也严词厉色，令朝鲜人错愕不已[35]。此后，在双方所有重要的外交事务中都活跃着郑命寿的影子。

    崇德四年十一月，因清朝敕使到来，朝鲜备局上启：“今此敕使之来，既免赎银，又减骑兵，至于助粮事，亦令以应运岁贡米计数移纳，而马使自以为有所周旋，请加别赠以表喜谢之意，郑译处亦宜有赐物，上从之。”[36]跟随马福塔出使的郑命寿，因在谈判过程中有“周旋”之处再次受到朝鲜方面的重视。

    崇德八年五月十四日，朝鲜提到与清廷谈判秋季发送折银、房妓之事时，指出“郑译周旋之力居多”[37]。

    顺治二年二月，清军进入中原，因南方漕运未通，粮食发生危机。清廷即派郑命寿等三人为敕使，到朝鲜交涉运米20万石、急驰北京事宜。谈判由郑命寿主持，几经交涉后，郑同意朝鲜“以十万石给之”。于是朝鲜户曹“请以银三千两致谢于三使处，上命加两千两以准五千两之数”，几天之后，朝鲜国王“以银一千六百两遗北使两人，以三千五百两赐命寿，世子亦遗两使一千二百两，命寿一千两。”[38]郑命寿所得贿赂比其他二使多出一倍以上（他一人所得不少于6000两银子）。除了户曹外的谢金外，朝鲜国王、世子也直接贿银，郑命寿的重要性显然可见。通过贿买郑命寿，朝鲜得以免除10万石粮食的沉重负担。

    顺治三年正月，郑命寿册封世子返清，朝鲜“赠敕使三人各银一千两，绸二百匹，细麻布六十匹，棉布三百匹，其中郑命寿例赠银七百两，密赠三千两，世子赠八百两。”[39]郑命寿一人所得超出“敕使”三人的总和。他出使朝鲜，除有专门的“例赠银”外，往往有更多的“密赠”银，而且循以为常。

    顺治四年八月，因清朝减免朝鲜岁币大米900石，木棉2100匹，弓角200桶，顺刀10柄，胡椒10斗，及方物中黑绸麻布代白细苎布等，朝鲜国王与备局堂上官员讨论，谈到“今之减币，郑命寿颇有力”，决定“贿遗以中其欲”，至十一月，“密遗郑命寿以银二千三百两，输送于湾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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