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族属免贱”的基础上，郑命寿培植了一个基层（尤其在朝鲜关西地区）关系网。他的妻弟奉永云原为“定州官奴”，迫于郑氏压力，被授于“本道守令”，因其本人不愿赴任落空，郑命寿再次力请，终于得授宁远郡守[56]。族侄李玉錬，本为殷山贡生，得授文化县令，不久又升“通政”，“玉錬时年二十三，挟命寿之势，凌蔑同道守宰，至是又升堂上，人莫不愤惋。”[57]养子郑善为司导寺主簿职，甚至“从前有恩者”义州人韩得连也得任大吉号里权官[58]。郑命寿在义州还有一心腹崔得男，“以贱隶居在义州，阿附郑命寿，持国阴事，泄露甚多，命寿信爱之，朝廷希命寿风旨，授官至郡守”[59]。

    朝鲜关西地方的一些官职，甚至被郑命寿族人“世袭”下来。如仁祖二十六年三月，郑命寿方为异姓四寸亲、族侄张继禹请到义州“方山万户”之职，至次年正月即升为安州边将“老江佥使”，而原“方山万户”又授予命寿“同生弟女婿”博川校生金钿[60]。

    朝鲜孝宗曾经谈到：“清人岂尽知我国事乎？凡前后诘责，皆是郑命守之所操纵也。”领议政郑太和也说：“西路人与郑命守亲密者颇多，我国微细之事，无不相通。”[61]可见，郑命寿任用亲信，培植了一个颇为灵验的情报网，朝鲜大小事情都逃不出其掌握，成为朝鲜君臣十分忌惮的人物。

   为了上下、内外相通，郑命寿交结朝鲜大臣，又建立了一个上层关系网。仁祖朝宰臣李敏求，本为宰相之子，文才敏捷，因江都失职被谪西路，娶郑命寿妻妹为妾，藉郑命寿之势挟持朝廷，影响极坏，“古今天下，为人臣子而交结邻贼，挟制君父，岂有如敏求者哉！”尽管郑命寿意图救护，也有人因敏求文才欲荐以修史，终因名声太坏而被废弃数十年以卒[62]。又如仁祖朝曾任“左相”的申景禛，被认为与郑命寿“相厚”，“尽心于上国（指清），莫如左相”[63]。而领议政崔鸣吉也有嫌疑，“清人每言鸣吉有功于彼此”，仁祖也知“清人之待领相异于他人”[64]。崔鸣吉本人颇有才能，曾被认为是“救时之相”，但他挟送斥和之臣、倾轧士类，也被视为“小人”，与李敏求一样，都是朝鲜主和派的代表，为清议所不容[65]。李敏求、申景禛、崔鸣吉，这些朝鲜相臣，或为郑命寿姻亲，或与其“相厚”，且与之交接的朝鲜大臣不止于此[66]，郑命寿能在朝鲜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原因不难理解。

盛极而衰的结局

    郑命寿何以能成为朝鲜的“太上皇”？固然他是代表清朝出使，充当清朝的代言人[67]，但这仍不足以解释郑命寿的恣肆与胆大妄为，以及他在朝鲜通事这个群体中的特殊地位。

    以天命时的巴克什到天聪、崇德时的通事、笔帖式，郑命寿的权势之重无过于顺治一朝，尤其是在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突然逝世之前，达到了顶峰。究其缘由，恐与郑命寿之于多尔衮为国人兼私人（旗下属人）的双重身份不无关系。

    其一，清朝主管朝鲜事务的大臣英俄尔岱（即龙将）以郑命寿为“腹心”，极力维护，多方倚重，早在崇德年间已显山露水。

    崇德四年（朝鲜仁祖十七年，公元1639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沈天老到沈阳告发“朝鲜贿银二千六百两及杂物七驮于郑命寿、金石乙屎等，而敕行回还后追载入送。且皇帝前所献柿、梨各千颗，两译盗减”[68]之事。清刑部派人向朝鲜调查，查出事情的起因是朝鲜世子馆文学郑雷卿、讲院司书金宗一等人认为“清译郑命寿、金乞屎作弊无穷”，“敕行时横恣，赎人时操纵，此国凡干谋议，诸王之外，虽任使于龙（英俄尔岱）、马（马福塔），实不得预闻……两间传语，全凭此辈……受贿多则作害甚”，明知“郑命寿与龙将辈相为腹心”，但欲为国除害，还是铤而走险，唆使沈天老告发郑命寿。结果，此案以英俄尔岱、马福塔等人蓄意袒护郑命寿告结，不仅其受贿、作弊之事被漠视，郑雷卿、姜孝元等人反以“谋害两译”的罪名被绞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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