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册，第960页。

[2]《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卷二八《百官志》下。在炀帝之前，北魏就曾在洛阳设立过“四方馆”。《洛阳伽蓝记》（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三“城南永桥”称：“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卷一四九梁武帝普通元年十一月“四夷馆”下附“胡注”云：“四馆皆因四方之地为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桑在东，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

[3]《隋书》卷八一《东夷传》流求国，第6册，第1825页。参见《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1册，第67页。

[4]《隋书》卷八一《东夷传》倭国，第6册，第1827页。

[5]《隋书》卷八二《南蛮传》赤土国，第6册，第1834页：“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其年十月……至于赤土之国。”《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1册，第71页：“(大业四年三月)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国，致罗刹。”较《南蛮传》后一年。《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3册，第687页本条无具体时间。此姑存疑。

[6]《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序，第6册，第1841页；同卷“安国”条，第1849页。

[7]《隋书》卷八三《西域传》波斯国，第6册，第1857页。

[8]佚。《通典》（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1984年）卷一九三“边防”九，第1039页“康居”；第1040页“挹怛”摘引片断内容，请参见。

[9]《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雒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达摩笈多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35页；同卷“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第437页作“《西域传》”。

[10]《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4册，第986-987页。

[11]裴矩的传记，见《隋书》卷六七，第6册，第1577-1584页；《北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卷三八《裴佗传》，第5册，第1387-1393页；《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卷六三，第7册，第2406-2409页；《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卷一○○，第13册，第3931-3934页。

[12]《通典》卷一九七“边防”一三“突厥”上，第1069页。

[13]本节内容主要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147-435页。

[14]参见下文“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15]原书久佚。残存内容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引，第4册，第1149-1151页。

[16]参见新疆历史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17]参见张广达先生为汉译本《道里邦国志》写的前言。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16页。

[18]参见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

[19]参见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译》（中华书局，1994年）。本书较新的整理成果还有日本学者桑山正进主编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王邦维书评中对两部书进行了比较，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0]原书佚。杜佑《通典》在“边防典”中摘引了其中部分内容，可参考。

[21]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1985年）第二卷“河陇碛西区”。

[22]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1期。

[2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卷五，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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