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主要请参见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

[25]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铭》”，《考古》1994年第7期。摩崖石刻宽81.5，高53厘米，阴刻，24行，满行30-40字，残存222字。石刻损毁严重，但首题“大唐天竺使铭”清晰可见。

[26]《释迦方志》（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卷上“遗迹篇”第四，第14、50页。

[27]《佛祖统记》卷三二，《大正大藏经》卷四九，第315页。

[28]据道宣本人的跋语，《释迦方志》写作时间在“大唐永徽元年(650年)，岁在庚戌”。而根据王玄策行程，《中天竺国行记》成书最早也在龙朔元年(661年)之后，《西域志》的编撰更晚在麟德二年(665年)。依常理，《释迦方志》中不应出现后两书的内容，但是实际上除了本条之外，《释迦方志》还记叙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时(657-660年)的事迹，冯承钧先生解释说：“我们要知道，唐人的撰述是写本，随时皆可增改，书题或序题的年月，不一定就是定本的年月，所以发现后几年的事，亦不足为异。”(见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05页。)也就是说，《释迦方志》中的内容可能是后加进去的。

[2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太州玄照法师”，第10页。

[30]参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247-252页，附录一“求法僧一览表”。

[31]参见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2]本段资料见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915. 主要参见附录Ⅶ，clx-clxvi页。另请参见C. A. Macartney, 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the Six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Ⅸ,London, 1944, pp.266-275。

[33]参见Denis Sinor, Inner Asia:History-civilization-language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1。

[34]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8-21页。

[35]《唐会要》（中华书局，1990年）卷七三“安北都护府”，下册，第1314页。

[36]《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16册，第5174-5175页。

[37]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第十五篇“唐通回纥三道”。

[38]《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10册，第3166页。

[39]《高僧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卷七“宋京师东安寺释慧睿”，第260页。慧睿以宋元嘉中(424-453年)卒，年85岁。《释迦方志》卷下“游履篇”第五，第98页称：“宋元嘉中，冀州沙门惠睿游蜀之西界，至南天竺。”以元嘉为自蜀游历天竺的年代。疑误。

[40]《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支那寺”，第102-103页，并参见本条有关注释。

[41]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卷四“南中志”，第430页。

[42]参见《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卷一○“迦摩缕波国”，第709页；《南海寄归内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卷一，第12页。

[43]《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卷八一，第15页。

[44]原书550卷，佚。现有今人贺次君在[清]孙星衍辑本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的4卷辑校本。见《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2年。

[45]《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第4册，第1152页。

[46]《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6年）卷一九○“王建”（出《北梦琐言》），第4册，第1424-1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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