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26]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
[127]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二文同载《文物》1998年第10期。
[128]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2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
[130]主要请参考齐东方“中国古代的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131]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13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133]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134]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135]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136]主要有甘肃靖远发现的银盘和河北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银碗。两件器物的报道分别见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37]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器物线图”第205、206。
[138]唐代出土金银器的归属相当复杂，迄今尚未有定论。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将唐代金银器皿分为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廷等三个系统进行归类，同时指出唐代金银器皿中还存在印度、贵霜、哒、突厥及阿拉伯等多种文化因素。其它讨论中国古代金银器皿的论著，请参见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注①列举的参考文献。
[139]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考古》1990年第2期；齐东方、张静“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凸出圆纹切子装饰玻璃器”《创大アジア研究》（1995年）第16号。
[140]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辑。
[141]太子左、右监门率府，率各一人，掌东宫诸门禁卫之法。见《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卷二八“太子左右监门率府”，第719页。
[142]《茅亭客话》卷二“李四郎”，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042册，第926页。
[143]关于《海药本草》，请参见本编第四章《唐朝的外来文明》第二节“科技文化的输入”1“医药”。关于香料，请参见第一节“动植物的输入”2“商胡与香料贸易”。
[144]参见《唐代来华外国人生活考述》，第413页。
[145]关于宾贡，参见本编第二章《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第四节“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1“新罗留学生与唐朝‘宾贡’”。
[146]《鉴诫录》（丛书集成初编）卷四。
[147]舜弦诗见《全唐诗》卷七九七，第23册，第8968-8969页。据《词品》称，李舜弦“有‘鸳鸯枕上忽然声’一首，误入花蕊夫人集。”参见《五代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卷八，第297页。
[148]转引自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总论”，第二分册，389页。
[149]本节内容主要参见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19-420页。
[150]《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大食国，第16册，第5315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大食国，第20册，第6263页。
[151]参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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