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据汉文史料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甚至有“大食之卒”入援唐军。主要请参见《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第11册，第3478页；卷一九八《西戎传》大食，第16册，第5316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第15册，第7014页。

[153]《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大食”引杜环《经行记》，第1044页。

[154]参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26页。宋岘汉译《道里邦国志》为“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陶瓷、绥勒宾节、肉桂、高良姜”，二说稍异。

[155]《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35-436页。参见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64-407页有关各条。

[156]《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1988年）卷一六“异域图书”，第1册，第301页。《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90年）卷二○四《艺文志》三“地理类”著录达奚弘通《西南海番行记》一卷（第15册，第5152页），同卷又著录达奚洪（一作“通”）《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第5154页），校以《玉海》，两书显指同一著作言，“达奚洪”或“达奚通”应为“达奚弘通”之脱误；“西南海番”应作“西南海诸番”。

[157]说见《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廎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前言”，第5-6页。

[158]《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大食”，第1044页。经整理的辑本见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

[159]以上诸条请参见本编第二章《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第二节“海上贸易及唐朝与南海诸国的交往”3“唐代沿海贸易城市的繁荣”。

[160]参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28-429页。

[161]《资治通鉴》卷二二○，第15册，第7062页。参见《旧唐书》卷一○《肃宗纪》，第1册，第253页。

[162]参见本编第二章《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第二节“海上贸易及唐朝与南海诸国的交往”3“唐代沿海贸易城市的繁荣”。

[163]参见陈黯“华心”，《全唐文》卷七六七，第8册，第7986页。

[164]关于法门寺伊斯兰玻璃器的讨论，主要参考了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一文的资料和观点，原文见《考古》1990年第12期。另请参见宿白“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问题”，《文物》1988年第10期。

[165]夏鼐“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

[166]夏鼐“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

[167]李遇春“新疆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

[168]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56-158页。

[169]《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大秦”，第1041页。

[170]“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陈垣史学论著选》，第221页。

[171]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37-442页“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诸说”。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列举出了12种观点。

[172]《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张毅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108-118页；参见《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2-23页。

[173]《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7-13页。

[174]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677页。

[175]员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

[176]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77]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178]张全民、王自力“西安东郊清理的两座唐墓”，《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179]张海云等“西安市西郊曹家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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