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五年(831年)，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之子举贷回纥商人钱11,400贯不偿，回纥申诉，文宗贬李甚为宣州别驾，并特别就此类事颁布诏令，称：“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要与改更。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征理处分。”[177]此事的起因是举贷“回纥”商人钱不还，但是如所周知，德宗以后，来往于唐朝的粟特商胡大都打着回纥的旗号，“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甚厚。”[178]这里所说的回纥，很可能就是这一类粟特商胡。而且诏书中强调“举诸蕃客本钱”，正如上文《秦京杂记》将“波斯客”别称“蕃商”，《大唐新语》“蕃客胡商”连称一样，所谓“蕃客”多是指外来商胡。则事虽因所谓“回纥”而起，但是以质举为业者却是“诸蕃客”。向商胡举贷而恃势不还者涉及到衣冠子弟、军使、商人、百姓等等，可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文宗的诏令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用。开成元年(836年)六月，京兆尹又奏称“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179]前称民间“并不得与蕃客钱物交关”，此又请禁止在举蕃客钱时“以产业、奴婢为质”，限制反而较前为松。乾符二年(875年)发布的南郊赦文中，提出禁止举债入钱买官，纳银求职，如有犯者“其钱物等并令没官，送御史台，以赃罚收管”。并特别强调“如是波斯番人钱，亦准此处分”[180]。可知商胡从事举质业，不仅一直没有根绝，而且日渐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同年，田令孜怂恿内园小儿劝僖宗“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181]，“两市蕃旅”者，当然只能是指寄居在东、西两市的商胡。则商胡此时的经济实力仍然相当可观。但是随着东西交往的衰落，商胡在唐朝与西方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已经逐渐被削弱了。

2.商胡与珠宝

唐代载籍中所见商胡，许多都与经营珠宝贸易有关。唐人说部中，有商胡割裂腿部肌肉，将拇指大小的青泥珠“纳腿肉中”的记载[182]，有波斯老胡“剖股藏珠”的传说[183]，有鬻饼胡将宝珠藏于臂中的故事[184]，还有波斯商胡以刀破臂掖藏径寸珠[185]等情节十分相近的记载。唐太宗曾问左右侍臣说：“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答：“有之。”太宗于是感慨说：人皆笑商胡“爱珠而不爱身”的行为，但是孰不知，官吏受贿亡身与帝王奢侈亡国，也是性质相同的愚蠢行为[186]。太宗君臣的问对表明，在唐朝流传甚广的剖身藏珠的传说，应该是有其事实根据的。

与贱身贵珠故事类似的，是商胡身亡珠存的故事。崔枢客居汴时，与一“海贾”同处，海贾感念崔枢“不以外夷见忽”，临终时奉价值万缗的宝珠一枚，请崔枢将他土殡。崔枢置珠于柩，痤于阡陌。一年后，有“番妇”自南来寻故夫，遂剖棺得珠[187]。上文波斯老胡“剖股藏珠”的故事中称，李勉沿汴游广陵，在睢阳遇一重病老胡，搭李勉船归扬州。中途老胡病殁，临终以珠相赠。李勉掩埋了波斯胡，并将宝珠含在了他的口中。后来，李勉在扬州见到老胡之子，遂命发墓取珠而去。“鬻饼胡”的故事中也称，鬻饼胡临死，以左臂中所藏宝珠赠邻居举人，乞死后代为殡瘗。又，李灌泊舟洪州建昌县，在蓬室中见“病波斯”危殆，遂供以粥饭。波斯人临死，以珍藏在毡中的宝珠相赠，李灌买棺葬胡，密以珠纳于胡人口中，10年后，发棺取珠，还于外蕃[188]。与此基本相同的，还有兵部员外郎李约葬胡还珠的故事。据称，李约江行，与商胡舟船相次，商胡病，以二女相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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