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或“胡人”一样，“商胡”这个词的指称有时也比较含糊。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多是指在唐朝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外来商贾，尤其是指以粟特胡人为主体的西域商人。他们有些已经入籍，属于唐朝的编户齐民，有些则属于并未入籍的“客胡”或“兴胡”，但是在传统文献中，这种区分并不明显，所以本节讨论的商胡，实际上应该包括了以上两种商胡[144]。

在唐代载籍中，与“商胡”这个称谓类似的还有胡贾、蕃商、兴胡、客胡、海商、海胡、舶胡、西域贾等不同的名称[145]。商胡是唐朝外来人中最活跃的一个集团，也是在唐朝经济，甚至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集团。商胡中较著名者如康谦，家赀以亿万计，天宝年间（742-756年），以钱财贿赂杨国忠，得到安南都护的官职。至德元载（756年），康谦随永王璘作乱。永王兵败以后，他又“出家赀佐山南驿禀”，专门掌管山南东道驿路，并任试鸿胪卿一职[146]。安南都护、鸿胪卿等官职以及掌管驿路的职责都是与对外贸易或经商关系密切的职务，区区商贾，竟然能够屡次以雄厚的财力得到方面之任，商胡在唐朝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可见。

1.东、西两京的商胡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欧亚大陆各地的商人纷纷以各种方式前来贸易，唐朝各地都留下了商胡的行迹。安禄山举兵之前，大量进行物力和财力的准备工作，“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147]可知唐朝商胡的分布及活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上文已经论及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外来人及商胡的分布情形，其实唐朝内陆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如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播仙镇(今新疆且末)、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伊州(今新疆哈密)、敦煌(今甘肃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灵州(今宁夏灵武)、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朔州(今山西朔县)、幽州(今北京)、营州(今辽宁朝阳)等地，也都是商胡活动的重要地区[148]。唐朝商胡活动最集中的地区，当属人口最盛，经济、文化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唐朝东、西两京。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中心所在，也是外来人及商胡杂凑云集之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各项制度崩坏，来唐外国人多滞留不返，代宗在右银台门置客省，安置“四方奏计未遣者”、“上书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报者”，仅供应饮食一项，每年就需要粮食12,000斛，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德宗继位之后，在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发布诏令，对这三类人加以疏遣，取消客省。同月，又诏鸿胪寺，规定“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149]据上文，贞元三年(787年)再次检括滞留在唐朝境内的胡人，仅由唐朝官方供给衣食的各国使臣就有4,000人。长安外来人之众可以想见，而这些人中许多都是商胡，或打着使节旗号的商胡。

在一道大约7世纪后半叶的判词中，提到长安县人史婆陁从事兴贩贸易，资财巨富，“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史婆陁有亲弟颉利，久已别居，家贫壁立，但婆陁吝不分给。其邻人康莫鼻向史婆陁借衣遭到拒绝，于是状告史婆陁不顾“天伦义重”，和“屋宇过制”、“衣服违式”诸事[150]。此类判文虽然属于虚拟，但案例的选择却必定有现实依据。从其姓名来看，史氏兄弟和康莫鼻显然都是粟特胡人。在判文中只谴责史婆陁“圜圚商人，旗亭贾竖，族望卑贱，门地寒微，侮慢朝章，纵斯奢僭”，并没有提到国籍问题，很可能他是已经入籍的粟特商人，但判文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商胡在长安生活的参考。

由于经商的关系，长安的商胡许多都居住在市场附近的地区。据载，长安东市有一片低洼的隙地，有善经营者填平修建客店，“以停波斯”，每天获利一缗，未几，因此而致富[151]。可知在长安东市落脚的胡人很多。但是长安商胡主要聚居在西市附近的地区。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金城坊富家被胡人劫掠，案件经久未破。雍州长史杨纂提出将京城各坊市中的胡人都抓起来讯问，但是司法参军尹伊认为不应涉及面太广，应该从人数较多的“西市胡”入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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