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从事的活动言，外来佛僧绝大多数都是从事译经工作，而且许多僧人是携经而来，他们或是介绍传译中国未流行的佛经，或重新根据梵本翻译旧有的经典，为唐代佛教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为适应译事的需要，唐朝在都市名刹广设译场，设官分职，各有所司，译场中一般由译主总其责，其余有笔受、译语、证梵本、读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正字及监护大使等职，译主、证梵本、读梵本等工作大多都是由外来僧人负责[61]。大大推动了天竺与唐朝的文化交流。

天竺僧人在唐朝的生活以传译佛经为主，这种情况在唐人诗歌中也有反映，耿湋“赠海明上人”诗称：“来自西天竺，持经奉紫微，年深梵语变，行苦俗流归。”[62]刘言史也至少写过三首反映天竺僧人生活的诗歌，其中两首主要描述僧人译述传经的艰辛，“送婆罗门归本国”：“刹利王孙字迦摄，竹锥横写叱萝叶。遥知汉地未有经，手牵白马绕天行。龟兹碛西胡雪黑，大师冻死来不得。地尽年深始到船，海里更行三十国。行多耳断金环落，冉冉悠悠不停脚。马死经留却去时，往来应尽一生期。出漠独行人绝处，碛西天漏雨丝丝。”为了前往汉地传经，天竺僧人在碛天荒漠中孑然独行，往返一次，几乎就已耗尽了一生的年华。“病僧二首”称“竺国乡程算不回，病中衣锡遍浮埃。如今汉地诸经本，自过流沙远背来。”“空林衰病卧多时，白发从成数寸丝。西行却过流沙日，枕上寥寥心独知。”反映了传经僧人异乡染疾的幽苦情状和思念乡土的孤寂心怀[63]。

在唐朝传译佛经者还有出生在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和居住在唐朝境内的外国居士。如活动在隋唐两朝的高僧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祖因避仇移居南海，家于交广之间。吉藏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出家为僧。僧传中称他“貌象西梵，言实东华”。武德六年(623年)去世之后，“东宫以下王公等，并致书慰问”，僧传中还保留了唐太宗慰问书的内容[64]。在唐朝出生的天竺人大多都兼通梵、汉两种语文，具备从事翻译的有利条件。慧智和尚，父为印度人，婆罗门种，因出使唐朝而留在了中国。慧智本人出生在唐朝，高宗时从天竺僧人出家，“本既梵人，善闲天竺书语；生于唐国，复练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诃罗、提云若那、宝思惟等所有翻译，皆召智为证，兼令度语。”[65]其他如智藏和尚及著名的神会和尚，也都是生于唐朝的外国人的后裔[66]。

留居唐朝的外国居士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译经。神龙二年(706年)，中宗在西京大荐福寺设置翻经院翻译佛经，参加译经的除了僧人外，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担任证梵本的工作，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读梵本，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证译[67]。伊舍罗其人曾长期从事译经。先天二年(713年)的译场中译梵文者仍然有天竺大首领伊舍罗。开元十一年(723年)，金刚智奉敕在资圣寺译经，“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68]可知伊舍罗是以中书省直官的身份参与佛经翻译的。在唐代，直官是不同于职、散、勋、爵的一套独特的职官系统，充直者多为当时科技、文化、艺术等专业领域内的第一流人材，中书省有明法、能书、装制敕、翻书译语、乘驿等五种直官。以中书省直官而兼预译场者至少还有度颇其人，度颇的衔名是“翻经婆罗门东天竺国左领军左执戟直中书省”[69]。伊舍罗以译语充直中书省，显然他是当时最高水平的翻译家。

2.外来人与唐代音乐舞蹈

音乐、舞蹈是盛唐文化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也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一个艺术门类。唐朝音乐主要分为雅乐和燕乐两大门类。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和朝会等隆重场合，是一种相当程式化的庙堂音乐，燕乐主要是在宴饮的场合表演的音乐和歌舞。外来文化对唐朝音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燕乐。

唐朝的燕乐是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隋朝初年，文帝定七部乐为正式的燕乐，分别是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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