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820年)从事歌唱的乐人有米国胡人米嘉荣,歌曲之妙,当时无出其右[99]。刘禹锡在“与歌者米嘉荣”诗中称“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100]米嘉荣之子米和,咸通年间(860-874年)以弹琵琶称,“申旋尤妙”[101]。与曹保保家族一样,也是世代以音乐技能供奉朝廷。
3.外来人与唐朝的百戏
唐代外来文化中与音乐、歌舞有关者还有所谓的“散乐”。散乐隋称百戏,是以幻术、杂技为主的一种群众性较强的艺术形式,百戏的主要内容是在汉代由西域传入内地的。隋炀帝将百戏划归太常寺,令艺人在太常寺教习。每年正月大朝会,各国使者来朝时,从夏历正月十五至月末,在皇城端门以南渡天津桥,至外郭城建国门(唐称定鼎门)以北八里御道作为戏场。百官在道路两侧搭起看棚,士民百姓一起观赏。“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大会百戏时,仅参加器乐伴奏的乐工就达18,000人,吹拉弹唱,声闻数十里之外。场面宏大,亘古未有[102]。
唐代散乐主要有橦木伎、杯盘伎、长跷伎、跳跉伎、踯倒伎、跳剑伎、吞剑伎、舞轮伎、透飞梯伎、高絙伎、缘竿伎、猕猴缘竿伎、弄碗珠伎、丹珠伎等等,属于歌舞戏而又归于散乐的有拨头、踏摇娘、窟儡子等,百戏散乐中既有中国传统的娱乐项目,也有汉晋南北朝或唐代从外国传入的内容[103]。
唐朝初年,鉴于亡隋教训,统治者对百戏散乐采取了限制的态度,武德元年(618年),太常寺准备于五月五日在玄武门举行百戏表演,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指出“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得到唐高祖的赞赏[104]。但是朝廷的消极态度,并没有阻止百戏散乐的流行。太宗长子李承乾好声色冶游,“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105]寻橦即指橦木伎,跳剑即跳剑伎,高祖颁发诏令未几,百戏就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宫廷内苑。
显庆元年(656年),高宗登临安福门楼观看大酺,有天竺艺人表演以刀自刺的幻戏,被高宗制止,并下诏称:“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遣还蕃,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106]天竺艺人的幻术表演成为民间大型娱乐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后的事实看,高宗的禁令也只是一纸具文,没有起到多大实际效用。上文提到睿宗时(710-712年),婆罗门贡献的能在刀锋上起舞,并以刀历脸植背的杂伎乐人就是显例。玄宗每在洛阳宴设酺会,“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107]敬宗(851-822年)曾在自己的生日召集民间百戏艺人到宫廷演出[108]。每隔三二岁,朝廷必于春天,设宴款侍宰辅及百官,“备太常诸乐,设鱼龙曼衍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相沿成习,这种做法到宣宗(847-859年)时已成为定制[109]。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国遣使献宝器、音乐,宣宗“因赐百僚宴,陈百戏以礼之。”[110]百戏还是招待外国来宾的重要表演项目。
百戏不但没有在宫廷禁绝,反而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天宝五载(746年),杨贵妃因妒悍而被遣送出宫,唐玄宗因思念而不思茶饭,接回宫后,玄宗大喜,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111]。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刘瞻从贬地返回京城,长安“东、西市豪侠共率泉帛,募集百戏”,在城外隆重迎接[112]。以上两条例证表明,长安东市和西市有专门受佣进行百戏表演的专业团体。又,开元二年(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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