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胡商与珠宝的传说，不仅反映了商胡经营珠宝贸易的事实，而且也折射出了唐朝人对珠宝及从事珠宝业的胡商的矛盾态度。在唐朝人看来，珍宝价值昂贵，是财富的象征；但同时它又属于奢侈无用之物。高宗曾明令禁止少府监制作诸物“并不须饰以珠玉”，并停止诸州进贡珠宝。玄宗也曾在殿庭焚烧“珠玉锦绣”，称“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只能助长浮竞奢糜之风。代宗、德宗两朝也曾禁断“珠玉器玩”，并诏令天下不得进献“锦绣珠玉”。[190]但是另一方面，唐朝人又赋予了珠宝许多神奇的特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名的肃宗朝十三宝的故事。肃宗末年，楚州刺史献如意宝珠等“定国宝”十三枚，这些宝物各有妙用，或“能令外国归附”，或能使“五谷丰稔”，或可“辟人间兵疫邪疠”等等，代宗因此改元“宝应”，并将发现地安宜县改名为“宝应县”[191]。唐朝初年，隋代入降的突厥处罗可汗献大珠于唐高祖，高祖称：“珠信为宝，朕所重者赤心，珠无所用。”[192]典型地表明了唐朝人对待珠宝的这种矛盾心态。作为无用之物，他们对商胡“爱珠而不爱其身”，重宝轻身的做法表示蔑视；但是作为具有种种神奇特性的财富的象征，他们又对追逐并富有珠宝的商胡表示羡慕。

来到中国的商胡许多都从事搜求或兴贩珠宝的职业。如隋僧道仙，本康国人，初来中国以游贾为业，往来于吴蜀江海，“集积珠宝”，所获赀货满两船，直钱数十万贯[193]。到了唐代，珠宝几乎成了商胡的象征。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在“舶主腰藏宝”句下注称：“南方呼波斯为舶主。胡人异宝，多自怀藏，以避强丐。”[194]这里说的“波斯”就是“商胡”的代称。张籍在“送海南客归旧岛”诗中也称“入国自献宝，逢人多赠珠。”此所谓“海南客”，显然也是来自南海的商胡[195]。除了珠宝之外，商胡经营的宝物还有“紫靺鞨”、“铜碗”、“宝骨”、“冰蚕丝锦”、“玉清宫三宝”、“轻绘”、“消面虫”、“琉璃珠”、“象牙”、“碧颇黎镜”、“郎巾”、“宝剑”、“宝镜”“流华宝爵”、“销鱼精”、“龟宝”、“龙食”、“九天液金”、“宝母”等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196]。唐代民间流行一种“不相称”语，其中有“穷波斯”之称，即他们认为与“先生不认识字”一样，“波斯”（即商胡）与“穷”是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的[197]。这种观念的产生，显然与商胡经营珠宝业有直接的关系。

最可注意者是商胡集中举行的“宝会”即“斗宝”活动。据记载，有魏生出自勋戚之家，财富累万，因结交不轨之徒，家财荡尽，为士人所不齿。安史乱后避入岭南，在虔州拾得半青半赤一片石。北归后，故旧荡尽，无以为生，寄居于市肆：

市肆多贾客胡人等，旧相识者哀之，皆分以财帛。尝因胡客自为宝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召生观焉。生忽忆所拾得物，取怀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于席末。食讫，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宝。至坐末，诸胡咸笑。戏谓生：“君亦有宝否？”生曰：“有之。”遂所出[出所？]怀而以示之。而自笑。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各足。生初为见谑，不胜惭悚。后知诚意，大惊异。其老胡见此石，亦有泣者。众遂求生，请市此宝。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万。众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宝！”加至千万乃已[198]。

无独有偶，武则天时，也有士人在陈留旅邸“夜闻胡斗宝”[199]。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甚至创作过一幅《异国斗宝图》的作品[200]。“斗宝”者，不仅在于互较宝物的贵贱、多少，而且还在于交换寻访到的宝物。

与商胡从事珠宝贸易相适应，在外国与唐朝的官方交往中，珠宝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物”。外国使臣带来的宝物，主要为金银、象牙、犀角、玛瑙、琥珀、珍珠、金精、石绿以及各种玻璃器皿和玉器，大多都是非常珍贵的器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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