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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弥勒会见记》到贯云石—古代回鹘戏剧史上的一个侧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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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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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ätkäk tilintin tohri tilinčä yaratmïš p(a)rtanrakšit k(a)ranwaz-ika türk tilinčä äw(i)rmiš maitrisimit [nom bitig]dä badari bramanning yaγiš yaγamaq [atlïγ baštïnqï] ülüš tükädi
精通一切论书的、饮过毗婆沙论甘露的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制成古代焉耆语，智护法师[又从焉耆语]译为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书中跋多利婆罗门作布施第一幕完。[3]
据此跋文可知，该经回鹘文原名作maitrisimit，它先由圣月(Āryačantri)大师据印度文本改为古代焉耆语，以后又由智护（Änätkäk）大师据之转译为突厥语。据考，圣月大师系三唆里迷国(Üč Solmi，即焉耆)的著名佛教大师。[4] 而智护呢?葛玛丽据存于德国的此书写本称其为Il-balïq人，认为他出生于伊犁地区。[5] 而哈密顿则认为I1/El-balïq为“国都”之意，可能指回鹘王国的国都——高昌。[6]
现存世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也有好几种写本，其中一件提到该书原名为“Maitre-yasamita Nātaka”，其中的Nātaka即为梵语“剧本”之意。古代吐火罗文本每幕前都标出了演出地点、出场人物及演唱的曲调，无疑为剧本。[7] 但哈密回鹘文本未标明曲调与出场人物，仅标出了演出地点。将吐火罗文本与回鹘文本相较可以看出，二者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又各具不同的文学风格。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证实，《弥勒会见记》原为一部长达27幕的佛教剧本。哈密回鹘文本现存25幕，缺26、27两幕，但比原本多出了序幕。吐火罗文、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发现，为我国古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它表明回鹘人通过佛典的传译，学会了来源于印度的戏剧表演。公元981年北宋使者王延德出使西域，至北庭晋见高昌回鹘狮子王时，就被招待看了当地演出的“优戏”。[8] 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通过佛教学到了新的表演形式，同时又用之更为广泛地宣传了佛教教义。
关于此回鹘文译本成书的年代，学界也莫衷一是。葛玛丽认为德国写本(胜金口出土)抄于9世纪，译成年代应在此前；[9] 哈密顿则根据德藏写本与敦煌所出早期回鹘写本的相似性，认为其应属10世纪。[10] 冯家昇认为：“译经的年代不应早于840年回鹘人西迁之前，也不能晚到11世纪以后”，“至于11世纪以后则又太晚，可能那时候当地人经二、三百年之久，已被回鹘融合而不通吐火罗语了。”[11] 土耳其学者特肯曾根据葛玛丽《弥勒会见记》第2卷中所刊文献中有施主名为Klanpatri(来自梵文Kalyānabhadra，意为“善贤”)，与吐鲁番出土木杵铭文(编号TIII，第18行)中的施主相同，[12] 认为其中的Klianmati应读作Klanpatri，而此木杵之时代他将其推定为767年之物，故顺理成章地把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成书年代也定在了8世纪。[13] 此说得到了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的支持。然笔者认为，特肯将回鹘文铭文推定于767年是缺乏根据的，既得不到文献的支持，也很难与历史的记载相吻合。窃以为，吐鲁番发现的那则回鹘文铭文，其实应为947年之手笔。[14] 如果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的Klanpatri与回鹘文木杵铭文中的Klianmati/Klanpatri确为同一人，那么，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亦应属10世纪之遗物。
总之，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无疑是古代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一席特别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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