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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楼吴简刑手、刑足考——兼论历史上禁止自残的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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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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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又是如何？ 三、苛政是自残的根本原因
翻阅历代史乘，就会发现，为避事而自残的记述真是史不绝书，令人怵目惊心！历朝法典中轻描淡写的“避事”二字，不知凝结了多少百姓的血和泪，隐藏了多少惨无人道的苛政。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到，导致百姓自残的，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试分述如下。
首先，官府横征暴敛是导致百姓自残的最主要原因。
东汉时期，生活在巴中一带的板楯蛮勇猛善战，曾多次参加对羌人的征讨，为汉朝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他们从汉朝官府得到的回报，却是“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投箠楚，过于奴虏”，有的人不堪忍受官府的压榨，甚至“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16]
南朝刘宋政权统治时期，由于田课过重，“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以致于很多人“年及应输，便自逃逸”（到了应交田课的年龄便逃亡了），“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即自残与弃婴或溺婴）。[17]
南朝萧齐政权一如刘宋，“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而且“应充猥役，必由穷困”，在“重赋”和“猥役”的高压之下，出现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18]同一时期，山阴县专供杂役的“滂民”，“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残落，贩佣贴子，权赴急难”，以致于作为该县县令的周颙也“未尝不临食罢箸”，“怆不能已”。[19]
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七月）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20]
肢体伤残，竟然是“福”，很难想象这个时期人们所逃避的赋役又是何等残酷！号称“盛世”的贞观年间，竟然还保留着这样的“遗风”，那么，“乱世”、“衰世”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三》：
是年（开平元年），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青、齐、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为孝。但苟免徭役，自残肌肤，欲以庇身，何能疗疾？并宜止绝。”[21]
“割股疗疾”，是儒家礼教所褒奖的；自残以逃避徭役，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以礼教之名，行避役之实，恐怕是卫道者和立法者都始料不及的。为逃避徭役，军人、百姓用心之良苦，跃然纸上；然而其境遇之悲惨，却被史家轻轻略过了。
元世祖时，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帅来阿巴齐发兵万人开凿运河，寒暑不停，“有两卒自伤其手，以示不可用”，来阿巴齐为了防止仿效者，处死了这个了士卒。[22]
第二、朝廷及官府某些举措，扰民过甚，导致百姓自残。
北宋保甲法为王安石新政之一，然而在施实过程中，其教法之难、羁縻之虐、鞭笞之酷、诛求无已，导致百姓“人无聊生，恨不得死”，“又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炙其肌肤以自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于家而保丁自逃者”[23]其实在保甲法推行之初，就出现了“时府界诸县乡民，或自残伤以避团结”的情况，宋神宗曾与王安石谈及此事，王安石以“日力可惜”作答[24]——因为“日力可惜”，就可以不惜民力，其变法中的种种弊端，多与轻视民力有关，此不赘述。
南宋末年，官府以各种卑劣手段，执民为兵，“民有被执而赴水火者，有自断指臂以求免者，有与军人抗而杀伤者”。[25]
第三，执法不平，严刑逼供，也是导致百姓自残的一个原因。
东汉章帝建初五年的一份诏书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26]
光武、明、章时期，为东汉的承平时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历来为史家所称道的时代，从当朝皇帝之口，却道出这样一个恐怖的事实：执法者违背事实，刑讯逼供，导致每年因此而自杀的人，比判处死刑的人还多！
在中国历史上，执法不平、屈打成招的事例比比皆是。如果自残或自杀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解脱的话，刑讯又是何等野蛮和残酷，这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大清律例》规定“若犯罪待对故自伤残者，杖一百”——不知这“杖一百”能否抵得上一次审讯的折磨？
第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某些贫穷百姓，为了改变现状，自宫为宦官。
历朝宦官，多来自于罪犯及其受株连的家属，也有战俘。此外，还有相当数量来自于自愿腐身的平民，如《后汉书·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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