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张家山汉简所见汉代婚姻禁令 |
 |
时间：2009-7-24 13:49:42 来源：不详
|
|
|
三岁亡，系六岁；去系六岁亡，完为城旦舂。”对敢于收留逃亡人口者，《亡律》也详细规定了处罚措施：“诸舍亡人及罪人亡者，不知其亡，盈五日以上，所舍罪当黥 赎耐；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亡收、隶臣妾、奴婢及亡盈十二月以上囗赎耐。”而律令中有关禁止与逃亡者为婚的规定，也无非是尽量减少逃亡人口隐匿潜藏的一种措施。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汉律之所以特别指出禁与弃夫逃亡妇女（即所谓“人妻”）为婚，由先秦至秦汉愈演愈烈地对于夫权的维护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当时的观念，丈夫的地位等同于天，所谓“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④]“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⑤]“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⑥]妇女弃夫逃亡不仅违反国法，在纲常名教上亦属大逆不道，因此法律上的有关规定格外地细密严明。
受秦、汉律的影响，后世很多朝代也都有禁娶逃亡妇女的法律，如唐律规定：“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离之。”[⑦]明律规定：“若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因而改嫁者绞。……窝主及知情娶者，各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⑧]
二，禁奴、主通婚。《二年律令·杂律》：“奴娶主、主之母及主妻、子以为妻，若与奸，弃市，而耐其女子以为隶妾。其强与奸，除所强。”严格来说，汉律所禁止的只是男奴与女主之间的婚姻或者性关系，而对于女奴与男主之间的同类行为却并不反对，比如同是《杂律》的规定：“主婢奸，……有子，子畀婢主，皆为奴婢”，这里只是提到了对男主人与女婢所生的子女如何处置，却并没有对“主婢奸”行为的制止；再如《杂律》中的另一条：“复兄弟、季父伯父之妻、御婢，皆黥为城旦舂。复男弟兄子、季父伯父子之妻、御婢，皆完为城旦。”所谓御婢就是与男主人有性关系的女婢，在这里对“主婢奸”的行为非但没有禁止，甚至还加以了保护。
之所以汉律对于奴、主通婚或者性关系的限制只是在男奴与女主之间，是因为在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子只是“从人者也”，[⑨]女有三从之义，其一便是“既嫁从夫”，[⑩]若一位女主人嫁给了本家的男奴为妻，那么从维护夫权的角度其理应卑下于丈夫，但是从维护奴婢制度的角度这又是不可能的事情——主奴身份的倒置是对等级制度的莫大挑战！因此汉律中的这一条便是为保证奴婢主阶级的利益不受损害而设立，事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行为予以法律上的干预和防范。不过，当男奴取得一定的身份地位以后，其与原女主人的婚娶便不再受这条禁令的约束，这方面的例证以卫青尚平阳公主为最典型。卫青原为平阳公主家奴，后以战功封侯，平阳公主寡居，与左右商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左右皆言大将军卫青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1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汉律对奴、主通婚的限制只在男奴与女主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禁令发展的结果，却是从北魏至唐、宋、辽、金、元、明、清，历代都有关于良贱不婚的法律，[12]而且愈加地细密严格，以《唐律·户婚律》为例：“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即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徒二年。各还正之。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唐律·户婚律》疏议所谓“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就应当是对良贱不婚这一法律在立法原则上的解释。
三，禁通奸。汉律所规定的通奸分为两类，一是无血缘关系的普通男女间的通奸，二是有血缘关系的“同产”间的通奸，两种通奸罪行轻重不同，刑罚也有区别。
关于前者，《二年律令·杂律》：“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张家山汉简此律亦见于敦煌悬泉汉简II90DXT0112②：8，二者内容基本相同。[13]和奸即通奸，按这条律令的规定，一般通奸者应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