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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

时间:2009-7-24 13:49:57  来源:不详
(78)当江苏遭受1834—35年洪水的惨重破坏后,“三十日稻”种迅速传入并分发给该省低洼地区的农民。据说这是湖北发展的品种。(79)由边缘稻作区农民发展传播的这些极早熟品种,表明中国本部的水稻栽培即将达到其“饱和点”。“三十日”品种也许是世界史上见诸记载的成熟最快的水稻。
 
除了这些能部分解决低洼沼泽地区农民困难的极早熟品种外,在稻作区某些地方还需要有迟种快熟的水稻品种。这是因为好的土地有限和当地存在异常紧凑的轮作制度,到了明代,最后又发展了一些耐寒性很好的占城稻种,种植于春作物或早稻全部收获后的仲夏。因为它们收于秋季或初冬。所以叫做“寒占’或“冬占”,在近古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的许多地方志里均有记载。(80)除了对作物复种制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外,它们还给江西滨湖地区的农民提供了战胜每年洪水的有力武器。江西人宋应星,是关于中国传统工艺最有权威的论著《天工开物》(初版于1637年)的作者。《天工开物》中证实了在江西滨湖地区盛行的通常在洪水消退后的6月份种植的那样一个品种,(81)那是一种很出名的特红稻。1608年浙江北部一个县在遭受特大水灾就要失去全部水稻作物之际,地方官从江西湖区引去了这种红稻,于退洪水后播种。尽管迟种,但成熟很快,从而保证了农民获得尚好的收成。在江苏低平地区的泰州,这种红稻同样出名。(82)此后,关于江西北部主要港口九江和泰州红稻的记载见诸于不同的地方志上。(83)到18世纪初,这种在洪水退后迟种快熟的水稻品种,在江苏和江西平原地区日益推广种植。(84)
 
总之,汉字“籼”的不寻常的词源在某种意义上说最符合中国水稻栽培和土地利用的历史概括。因为从中国有史以来到人口还相对少的10世纪,尚无多大必要去开发次等土地。在土地利用史上,适宜栽种优质作物的上等土地通常先开发,这是一个规律。在中国农业史籍和字典上长期保留早熟“籼”字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加藤教授关于古代中国的水稻大部分是早熟品种的推论不仅不同于我们的观点,也同李嘉图地租论的某些原理相反。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长江地区一些地方的人口有了增长,适合种植高产籼稻的上等土地大体上已得到垦辟。因此,需要渐进地开发次等土地。直到这时,尸籼’才获得它近代早熟稻的意义。由于占城稻的传播,本土籼稻种与引进的早熟品种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以致到了明代籼和占城稻竟成为同一概念。从加藤教授对中世纪和近代粳稻品种名称的细心比较中,可以认为自唐末以来虽然发展了粳稻种,但近现代水稻栽培的主要进步则在早熟稻方面。
 
历史上农业是发展缓慢的产业,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更是如此。很少事件可以真正称得上革命,这是事实。然而,占城稻的传入以及后来所有早熟品种(包括本地的和引进的)的传播,最终都取得了成就.这是北宋皇帝所梦寐以求而未能如愿的。占城稻传入后的两个世纪内,中国稻作区东半部的地貌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到13世纪,长江下游和福建敗许多丘陵山地,因水源、气候和土壤环境不太利于种植粳稻而改成梯田。早熟稱不仅保证了双季稻制的成功,而且延长了长江地区的经济统治地位。表明这种统治地位的明显迹象之一,是在宋、元、明三代稻产区的人口比北方的人口增长得快得多。(85)在元、明两代,早熟稻的种植在西南各省和已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粮仓的湖南、湖北两省日益普遍。到19世纪30年代,据江苏巡抚、熟悉早熟稻生产情况的林则徐估计,全国早稻产量大致等于迟熟粳稻的产量。(86)可以相信,随着灌区的扩大和改进灌溉工具及其它农业生产工具,从11世纪以来的近几个世纪,全国粳稻生产有所发展。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1000年到1850年,中国的水稻总产量至少翻了一番。由于每英亩早熟稻的产量比粳稻少得多,可以肯定早熟稻的种植面积超过了粳稻的总面积。,换句话说,即在后来的8个半世纪里,中国的稻田面积也增加了1倍多。有大量的资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在劳动力的使用方面日益集约化。因为明代和清初人口几乎一直上升,在大部分地方,早熟稻通过采用更好的轮作方式间接地提高了当地的粮食产量.早熟稻对近古中国粮食总供给的作用甚至比林则徐所指出的还要大。
 
至于各种粮食作物在近古时期全国粮食总产量中大致所占的比例,宋应星,这位最出色的专家之一,认为水稻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占总产量的70%,小麦的比例小得多,位居第2。(87)一些现代学者也许会这样想,宋应星出生于盛产稻米的江西,他恐怕是过份强调了水稻的重要性,尤其是考虑到他的估计与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不一致这个事实。虽然他的估计只是一个明智的推测,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出自这样一位卓越的专家的重要见解。当代学者考察中国、特别是近古时期的历史背景,例如,8世纪末期以后中国西北长期的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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