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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阶段性研究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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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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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牍制度，具有特殊的价值。并探讨了数量庞大的简牍放置在井中之谜，认为J22不是水井，而是一座废弃的空仓，简牍也不是随意丢弃的，而系有意存放。邱东联在《长沙走马楼佃田租税简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一文中，对其中的佃田租税简作了简略介绍，探讨了这批古代文书档案的深刻内涵，通过对长沙郡官府保存的农民佃田和向官府交纳租米、租布、税钱券书的分析，澄清了丘与里的区别，男子、大女、大男的年龄界定以及常限田、余力田、旱败田和熟田的划分标准等问题。从佃农租税券书中，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佃农所佃田亩的数量和田亩属性；（二）佃户须向官府交纳规定的租米、租布和税钱的情况；（三）佃户交纳税粮的核算时间；（四）从佃田租税券看孙吴长沙郡佃户的赋税负担。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长沙走马楼J22发掘报告》（《文物》1999年第5期），简要介绍了走马楼简的主要内容，说明这批牍具有多方面学术价值，其中赋税、户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的简文，对于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内社会基本情况的复原研究，了解吴国历史帮助极大。王素、宋少华、罗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也阐述了这批简的价值，澄清了一系列争论较大的问题，指出“复民”是当时专门配给功臣的一种特殊依附人口，不服官役，不属国家正户，史书也未见服役记载。口算（人口税）是政府颇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并就赋税种类、征缴及收藏，仓库的分工及管理，关邸阁的性质和作用等方面，作了详细说明。胡平生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一文中，对其中考实、举荐版、案查等三件文书作了考证，指出其史料意义：（一）牍文所见职官多可补史；（二）几件文书中法律史资料非常重要，丰富了法律政治制度史的认识；（三）对当时物价有所了解，是重要的经济史资料。王素在《长沙走马楼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一文中，对三件木牍重新编排，并从程式、用语、性质及定名等方面进行新的探讨，指出右郎中窦通举谢达为私学文书，劝农掾潘琬白为吏陈晶举番倚为私学事，而录事掾潘琬白则为考实吏许迪刚用籴米事。最后说明这批简牍的意义：（一）为研究当时非国家“正户”的形成提供了新材料；（二）了解“关白”类上行文书的基本形式，为古文书学研究帮助极大；（三）为汉唐间皇太子、宗室藩子及地方行政长官的“画诺”制度演变提供了新线索。罗新参加了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整理工作，在《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第7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文中，就整理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关于走马楼简牍的时代问题，认为是孙吴嘉禾五年；（二）关于户籍名籍的分类，指出不能把所有记有人名的簿书，都看成是户籍，有些类似的名籍，其实是转运文书。（三）关于吴简文字对于史籍的校勘作用，史书中出现的“言符”、“言部”之类，吴简中经常见到，应是当时文书的习用语。（四）临湘县与中部督邮的行政关系，简牍文书基本是都是涉及临湘县的行政事务的，督邮不是一级政府，只是郡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督责各县。
高敏是秦汉魏晋史研究专家，发表多篇走马楼吴简的研究文章，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士”和“复民”质疑》（《文物》2000年第10期）一文中，对简文中出现的“士”和“复民”两个问题作了澄清，指出券书中的“士”不可能是兵士、吏士、骑士之“士”，而是指当时读书人从北方南徙者及其后代而言，政府给予经济上优待，制定“依书不收钱布”的优惠政策。“复民”与复田、复客不是一回事，复客是官府明令赐给功臣，无需缴纳租赋的依附者；而复民则是属于官府的租佃者，享有微小的优惠。他在《〈吏民田家莂〉中所见“馀力田”、“ 常限田”等名称的涵义试析》（《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吏民田家莂》中的“吏民”是国有土地的租佃者，为“吏户”与“民户”的综称，“馀力田”是田家租佃国有土地中不属于“二年常限”田的另一种纳租田地，有旱田与熟田之分，但主要是熟田，地租率较小，租佃者为少数吏民；“火种田”基本上为旱田，其名可能与采用火耕的方法进行耕作有关；“二年常限”田是指按亩固定收取税米、布和钱的数量在二年之内不变动；“租田”则指亩收米五斗八升六合和亩收四斗五升六合兼斛加五升收米者，其米也可叫“租米”。其另一篇《关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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