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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阶段性研究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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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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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习俗；（三）以动物起名或以“野”、“奴”、“黑”等贱字起名的现象；（四）有以钱、布、粮等字眼来企求富贵的起名习俗。他并从女姓起名数量看到长沙郡性别比例失调。黎明钊《尹湾东海简牍三国吴简的大姓与族居》一文，探讨了三个问题：（一）自西汉至三国孙吴时期内，东海郡与长沙郡临湘县聚族里居的情况；（二）同里之内是单一姓氏独大，抑或是多姓氏聚居的问题；（三）对吴简所示之聚居现象的分析。文章是对两地区所作的微观研究，有助于对县以下社会组织的进一步了解。
走马楼三国吴简对于研究中国书法艺术也有重大意义，简文书写者多为社会下层小吏及普通百姓，随心信手，无拘无牵，主要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但结体和用笔也旁杂了行草等其他书体，绚丽多姿，点画之间或断或连，自由奔放，天然成趣，毫无造作之感，与汉魏碑刻之严谨庄重迥然有别。刘正成《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一文，利用十几枚清晰的楷体简牍，指出三国吴简文字结体和笔法都极近钟繇《荐季直表》及《宣示表》，毫无疑问受钟繇的影响。我们不仅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提供了信实的证据。“如果说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洪鹃《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书体举隅》一文，以偏旁分析法探究了走马楼吴简的分属，通过对各简字例所作的偏旁分析，指出吴简书体基本上篆、隶、楷、行、草各体皆备，显示了三国时期为我国书法史上新书体的楷、今草与旧书体的篆、隶交替重叠的时期。作者探讨了吴简书体纷陈并揉的原因，认为两汉、三国正是新旧书体交替时期，书家不限于一体，而是兼通各体，在运笔时往往掺杂其他笔法。吴简书写者在文字构形结体上多使用连笔，因此相对于汉碑刻的异体，吴简所呈现的稳定性较高，这也是隶书向楷书迈进的指标。
走马楼吴简公布后，日本学术界由明治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六所著名大学于1999年联合成立了“长沙吴简研究会”，定期开展活动，内容包括对吏民田家莂木简、赋税类竹简、名籍类简牍和官文书简进行研讨，展开对走马楼吴简的研究。2001年7月，“长沙吴简研究会”出版了研究报告第一集《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收入关尾史郎《试论吏民田家莂的性格及其功能》及《关于长沙吴简中所见“丘”的诸问题》、阿部幸信《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田地种类初探》、小鸠茂稔《试论“丘”》、安部聪一郎《嘉禾4年、5年吏民田家莂中所见的仓吏和丘》、森本淳《嘉禾吏民田家莂所见同姓同名的考察》、满田刚《长沙走马楼吏民田家莂所见的姓》、伊藤敏雄《长沙走马楼简牍调查见闻记》等八篇论文，并有窪添庆文所写的序言和伊藤敏雄编的附录《长沙走马楼简牍关系文献纪事一览》，最后是长沙吴简研究会活动记录。这部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日本重视走马楼吴简，也代表了吴简研究的最高水平。在“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伊藤敏雄提交了论文《关于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司法关系文书》，对编号为J22—2540木牍关于录事掾潘琬在督邮的命令下复审许迪侵吞经营官方余盐所得谷物案件的报告书与所记为相同案件的文书，作为同一事件的史料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对公文书的传达过程、司法案件的审理、复核等具体情况作了研究考察，澄清了一些错误的认识。籾山明《长沙、楼兰、奈良——纸木并用时期的简牍》一文，以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简牍作为线索，研讨了三国时代的书写材料，说明在公元三世纪前半期的走马楼吴简时代，在使用木简的同时，纸也被广泛地使用，但纸和木简是区分使用的。他通过与日本奈良平城京出土木简的对比研究，论证了纸和木简并用时期简牍的特征。
长沙市十分重视简牍的保护整理，已经动工兴建建筑面积近二万平方米的“长沙简牍保护研究中心”，预计于2002年10月竣工，届时将为吴简的科学保护、长久保存、为整理研究工作，开展学术研讨与交流、文物展示提供一个良好的场所。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也将成立“长沙吴简研读班”，就走马楼简牍中所反映的法律问题，定期举行讲座，交流看法，促进对走马楼吴简法律文书的研究。
长沙三国吴简的研究仅仅是开头，公布的数量仅占总数达十余万枚简牍的一部分。据报道，《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第二卷已经编印完成，共一万余条释文，即将于2002年出版。该卷不仅有佃田租税券书、各类官私文书，还有其他杂税券书、各类户口簿籍。佃田租税券书是一种分类性质的券书，官私文书不限于判案公文和往来信札，还有关于讨伐武陵蛮的记载，其他杂税券书和各类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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