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阶段性研究评述 |
 |
时间：2009-7-24 13:50:07 来源：不详
|
|
|
0名学者参加了这一盛会，与会专家就百年来简帛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大会提交的论文有一部分涉及走马楼吴简，这对于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深入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研究》一文，结合历史文献与出土实物，对五个问题作了研究：（一）考证了“别”与“莂”的差异，认为它们指的是不同类型的两种券书；（二）讨论了“二年常限田”和“余力火种田”的区别，指出“余力田”是农民自行开垦的荒地，其租税征米仅为常限田的1/3多，可见国家鼓励农户开垦余力田。（三）“州吏”的租米标准比较优惠，反映出州吏的身份比其他小吏高一级；（四）“士”没有余力田，租佃旱田多而熟田少，且不享有优待；（五）复民是国家赐给功臣充当僮仆的民户，享有租赋、徭役的优待，但要为主家供役。王素《〈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所见“己酉丘复民”性质新探》一文，对《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等简牍和《三国志∙吴志》潘濬、陈武、陈表等传进行探讨，认为“己酉丘”很可能是朝廷封给潘濬的封邑，“复民”则是其依附人口，即《吴志》所见的“复人”或“复客”。他们原出本地正户，赐给功臣后集中居住，免除了徭役，由服官役变为服私役，由国家劲锐变为私人僮仆，实际上是给予功臣的优惠。罗新《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一文，结合签牌“徙作部工师及妻子本事”与竹简中的“师佐名籍”，认为吴简中的“作部”并非长沙郡机构，可能隶属武昌。“工师”则被用来作为“作部”手工工匠的总称。“作部师佐”以县为单位分籍管理，连同家属一起根据需要转徙迁移，工师与家属要单独造册，与郡县直接管辖的正户有明显的区别。通过对吴简“作部工师”问题的分析，表明官府制造部门分工精细，代表着吴国制造业高度专业化的工艺水平，有助于了解三国手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制度。
宋超《走马楼吴简中“丘”与“里”》一文，对把吴简中“丘”完全等同于“里”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表现自然形成的“丘”与人为区划的“里”，虽有完全相同的一面，也有不相吻合的一面，主要区别为：凡是标有里名者，均与户籍名籍相关；而凡是标有丘名者，均与交纳赋税有关，表明在孙吴长沙郡，存在着登录户籍名籍以里为单位，而交纳赋税则需注明丘名的现象。因此，“丘”与“里”似为二个不同的系统。黎石生《长沙走马楼简牍所见户籍检核制度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从走马楼简牍中两枚关于户籍检核制度的木牍内容，分析了孙吴政权检核户籍的四道程序：即经过官吏被书、隐核户口、登记为籍和破莂保据，可见当时对户籍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很严密。文章还讨论了孙吴政权发布检核户籍令的时间和完成工作的期限以及导致户籍“遗脱”的两种情况，上级官员查证户籍检核工作有无讹误的两条途径等问题。
走马楼吴简中有许多法制文书，涉及现代法律分类中刑法、民法、经济管理法、行政管理法和诉讼法等门类，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徐世虹《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所见刑事制裁记录》（《简帛研究》第四辑）一文，通过对走马楼简文的考释与解读，指出刑事制裁记录是户籍登记的要件之一，同时也使我们认识了除肉刑之外的新刑种。她的另一篇文章《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法制述略》，探讨了简文中所见的法制状况，（一）自从汉文帝13年（公元前167年）废除肉刑以来，肉刑虽没有作为国家正式刑法得以恢复，但从吴简民籍登记中所见来看，普遍存在着肉刑，可见成文法在制定与执行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二）吏民田家莂虽不是严格意义是的民法契约，但从记录事项推测，纳税人与国家形成了契约关系，同时明确了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三）许迪盗卖官盐案反映了管辖中的犯罪地原则，县对此类案件只有审讯权而无判决权。这份考实文书说明了上一审级（郡）要求下一审级（县）行使审讯权而将真实结果上报，在结罪的基础上行使判决权，审讯的过程为考问——辞服——结罪。王子今、高大伦《走马楼许迪割米案文牍试解读》一文，对涉及吏许迪挪用仓米案木简作了分析，参考众家意见，提出自己的新释文，并就该文书的性质、潘琬的身份职任、盐米的价格比例、“割用”的真正涵义、“五毒”的合理解释等经济生活、吏治状况及刑讯方式诸方面问题，也有精辟的论述，颇为新颖。
走马楼吴简不仅含有丰富的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内容，也有广泛的文化意义，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新领域，也是前景非常光明的新学科，不少学者已经作了尝试。高凯《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莂〉看孙吴初期长沙郡民起名风俗》（《寻根》2001年第2期）一文，总结了当时长沙郡民的起名风俗习惯：（一）吏民有单字叫“客”的起名特点；（二）有将两姓合并起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