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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租酒帐》之解读与“姓”字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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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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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件‘租酒帐’里，于得洒若干姓之后，又分别计算出总共若干斛。”一语，正是对笔者所释“有”字含义的脚注。
“姓”作为容器最大容量和最小容量是多少呢？以1斛当作12升计，1姓最大者可容180升，最小者可容120升。吴震先生在论证“姓”为容器过程中，视其所容酒量的斛数不变，对“租酒帐”第三段第44条和第四段第68条两例（10）平均每亩葡萄的得酒量进行过检验，但他的检验方法是错误的，根据他的测算：
44 12升×50÷1.5=400升
68 12升×142÷5.25=324.6升
笔者认为：44、68两例的平均每亩葡萄当年的得酒量应该是12升×（上年储酒量+当年得酒实际总量）÷亩数，这才是该例当年平均每亩葡萄的应得酒量。即：
44 12升×（15+50）÷1.5=520升
68 12升×（30+142）÷5.25=393.1升
因为44、68两例中的储酒量+得酒实际总量，才是当年官府下达给葡萄园主的租酒任务（应得酒量）。如果没有“储酒”帐面结余，他们的“得酒量”将会大于50斛或142斛。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储酒”超过10斛者，例44、“储酒十五斛”；例68、“储酒三十斛”，在“储酒”之后未加“一姓有”或“两姓有”字样。这是为什么？这就更说明“姓”乃容器，因为“储酒”是某人或某寺上年帐面结余之酒，无须容器现装或再装。得酒现交，当然是装在“姓”里的了。
（二）“姓”之名实
通过上述之考察，“姓”是一种可容120升至180升的大型贮酒器，但这种贮酒器到底是一种什么形状，什么质料做成的呢？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表明，这种贮酒器，是一种敛口、平底、短颈不显、腹径围广、下体收分急促的大型陶质容器。其规格：口径40厘米者居多，高100—160厘米，腹径90—150厘米，底径35—45厘米，质底细泥红陶，今人习惯称这种体积硕大的容器为“大陶缸”。过去，高昌故城曾出土过不少，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续有收藏，但正式发表的资料不多。故现仅以新疆库车县出土的同期同类资料为例，（11）来看一看此类大陶缸是一种什么东西，做何用途？
1、1958年，黄文弼先生在库车县哈拉墩遗址发掘出若干组“陶缸群”。其中A区18口大缸排列有序，缸通高130—150厘米，缸外涂有10厘米厚的胶泥，缸盖系烧砖。有人认为：此种情况与唐大明宫麟德殿原遗址中发现的大缸相似，大明宫发现的大缸于缸外及口部均涂有泥，缸口封泥并印有文字，注明缸内盛物如酒和蜂蜜等，因此这18口大缸可能当时也是盛酒浆的容器，其时代大致相当于唐。
2、1972年在库车县龟兹故城东北区域，于一渠旁黄土层中发现成排大陶缸，尺寸不详。
3、1982年8月23日在龟兹故城西城墙内首次发现5口大陶缸，编号：a、b、c、d、e，其中a、b、c、d都有盖口砖，d、c为方形，a、b为圆形。
4、1984年3月和6月，在龟兹故城西城墙内又两次发现大陶缸，计11口，均为细泥红陶。其中编号1：腹径106，底径40，残高100，壁厚1.7厘米。编号5：高160，口径40，口壁厚3.5厘米；编号6：高160，口径40，口壁厚3.5厘米；编号9：腹径90，底径35厘米。
5、1986年10月在龟兹故城供电所后院挖地基时发现一缸群，共6口，其中1、2号：腹径120，高160，壁厚2厘米。
6、1983年11月14日在库木吐拉古城塔院之南约200米处发现陶缸4口，也为细泥红陶。从残留的缸坑窝估算，缸腹径至少在100厘米以上。从残缸底坑量之壁厚1.4厘米，侧壁厚1.6厘米，下渐厚达2.5厘米，内壁可见凹凸不平的轮制纹。
7、1984年8月21日—9月1日，在库木吐拉村之西部河岸，当地称之为“达吾子牙”的地方，先后发现大陶缸16口，四长排呈东西排列，最多一排5口，大部分缸口径40，高140厘米，细泥红陶，外施米黄色陶衣。最大腹径150，一般腹径120，壁厚3厘米，其中9号、5号缸内还发现了葡萄籽粒。缸盖系方砖。
8、1974年在库车麻扎甫唐村一砖窑取土时发现一口大缸，考古编号KMZ：348残，残高105，腹径95，底径42，壁厚2.5厘米，细泥红陶，黄色陶衣。
9、现库车文管所存1975年库木吐拉古城址发现的一完整大陶缸，考古编号：KKMT：347，通高115，口径41，颈高7，腹径98，底径44，壁厚2.5厘米。
10、1983年9月—1991年8月，先后在牙哈乡克内西古市遗址、阿艾河谷内的炼铁遗址、科西吐尔遗址、托克塔姆古驿站、阿克斯塘等地都发现了“大陶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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