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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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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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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对译以后，“封建”的概念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发生了两次“飞跃”。第一次突破了把“封建”仅仅看作我国古代一种政治制度的局限，把它视为在世界各地都经历过的一种社会形态，第二次是进一步把“封建”看作一种生产方式。我们现在历史分期中所使用的“封建”是后者，即采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生产方式的概念。它当然不同于中国古代“封建”的初义。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所使用的词汇，尤其是用中国古语译介西方有关概念的词汇，含义与该词的古义不同以至相反，并不鲜见。[16] 。何况从欧洲引入的Feudalism未必与中国古代封建没有一点联系[17] 。以现在使用的“封建”概念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封建”为由，来否定中国历史上（或秦汉以后）存在过封建社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关键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封建”概念以及用它来确定秦汉以后社会的封建性质，是否科学，能否反映历史的本质。难道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不是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吗！
如果说，现在使用的“封建”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封建”和西欧的“feudalism”还有部分的道理，那么说它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生产方式的概念，就真不知此话从何说起了。至于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广大群众接受了“封建”的概念以后在使用中把它泛化了，一切与“五四”以来宣扬的民主科学精神不符的事物都被冠以“封建”，于是有封建思想，封建迷信等等词汇的出现，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必作学究式的挑剔，因为词义总是在群众的使用中不断丰富其内涵的。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表现，与什么“政治压力” 毫不相干。至于拐着弯把这种现象说成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就算是困于“精英”情结的一时失言，也未免把自己放到与人民群众对立的位置上去了。
反对西欧中心论是时下非常时髦的一个话题。但在反对西欧中心论的旗帜下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路线：一条是承认各地区各民族历史的发展既是特殊的，也有普遍性的一面，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了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而反对把它当作教条，反对把西欧历史变成殭死的模式来剪裁中国的历史，强调从各国历史实际出发，找出其间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结；另一条是强调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否认这些特殊性中也包含了普遍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把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等同于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我们赞成第一条思想路线，反对第二条思想路线。
主张中国和西方都经历过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其前提是承认中国和西方历史的发展具有共同性。自严复以“封建”对译“feudalism”以来，就没有把封建社会局限于西欧一隅，而是理解为人类历史上带有普遍性的制度。前面谈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不得不正视外部强大的西方世界，在研究历史时打破过去封闭的眼界，努力吸收西方的历史理念，把中国的历史与西方世界作比较，在当时，这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正是在这种比较中，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外历史发展具有共同性。应该说，这是中国人历史观的一个巨大的进步。试想如果特殊的事物中不包含某种共同性，那么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具体事物的眼前状况，无法上升到“类”的认识、“规律”的认识、发展趋势的认识，那还有什么科学研究可言呢？严复谈到国家时曾经说过：“国家为物，所足异者，人类不谋而合。譬如我们古有封建，有五等，欧洲亦有封建、五等。吾古有车战，西人亦然。平常人每见各国之异而怪之，实则异不足怪，可怪者转是在同。于其所同，能得其故，便是哲学能事。”[18] 诚哉斯言！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异中求同，同中求故。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腐朽已经暴露出来，人们纷纷从外国的思想库中寻找武器，寻找能够正确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19] 。找来找去，比来比去，“于其所同，能得其故”者，莫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无论现实的或是历史的，毫无疑问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有人把这一认识过程说成是把中国历史硬往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上套，这与事实相距太远了。我们知道，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在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的确对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有过阐述，这些阐述对中国共产党人当然发生了影响。但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封建性的认识，在这以前早就开始了，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系统介绍到中国以前已经开始了。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他们的理论武器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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