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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3)

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斯大林的发明;而且,即使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斯大林论述五种生产方式的小册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出版。

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进行研究,是否就要犯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最讲实事求是,它本质上与教条主义是不相容的。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思想家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公开劝诫人们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概括主要根据西欧的经验事实做出的,但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欧。即使是西欧经验,虽有其特殊性,但也包含了普遍性的一面。就马、恩、列关于封建制度的论述而言,有的是针对西欧具体情况而发的,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的情况,甚至有些论述从当时掌握的不全面的资料出发,带着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不少论述又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尤其是作为这些论述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其正确性已被实践反复证明。这些学说和理论,如果不是生吞活剥当作殭死的教条,当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南。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各派学者,无不承认封建制度的普遍性,无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指导意义。因此,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运用它。正确运用这种理论,不但不会导致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相反,这正是克服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的有力武器。

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现实和历史过程中,确实出现过教条主义,但这种教条主义从来就受到清醒的共产党人的抵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早在1921年,施存统就说过:“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但我以为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该把那种学说的精髓取出。” 还说:“我们狠知道,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认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20] 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针对的就是在国情调查和认识中的教条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从总体上并没有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起码在对中国社会封建性的认识上是这样。他们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欧封建社会的某些具体论述的词句,而是抓住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最本质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看出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与西欧中世纪社会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但生产关系本质上仍然是封建式的,从而做出了正确的定性。这决非食洋不化者流能够做到的。如果说当时存在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的话,那不是秦以后封建社会论,而是战国封建社会崩坏论。因为它把当时人们所有限了解的西欧中世纪社会当作封建社会唯一的固定的模式,凡是符合这个模式的就是封建社会,凡是不符合这个模式的就不是封建社会。这难道不正是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吗?

二三十年代的人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时,视西欧中世纪为封建社会的典型,拿中国与之相比,是十分自然的。即使是一些赞成秦以后为封建社会的学者,也往往因此把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变态”的或“早熟”的封建社会。从这里可以依稀看见西欧中心论的影子。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封建地主制”论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突破了以西欧中世纪为封建社会唯一典型的思路,把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作为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另一典型,彻底摆脱了西欧中心论的阴影。其实,中国的地主经济封建社会,从延续时间之长和发展之充分看,毋宁说,在人类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更具典型意义。应该说,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丰硕成果,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贡献。

还有“政治压力”一说。据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研究历史,就是一种“政治干扰”、“意识形态诉求”;历史研究只有彻底摆脱政治,才谈得上科学性。不错,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封建性的研究和认识,是由革命的需要所推动的,是与革命的实践(也就是政治)密不可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是它的特点,也正是它的优点。我们不赞成把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但以反对套用五种生产方式公式为由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论定,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诉求”,隐含着某种政治。在历史学中,不是每个问题都要与政治挂勾,但是,像“封建社会”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你想和政治脱钩也脱不了。在历史科学中,把革命性和科学性完全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可以统一。就上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的研究来说,在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生死博斗的情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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