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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3)

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论争带着强烈的情绪,在正确否定论敌错误观点的同时有时难免缺乏冷静的分析,但总的来说,其革命性和科学性是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因为革命需要科学,科学支撑革命;如果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没有科学的认识,就不可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同时,革命又推动了科学、验证了科学。对中国社会封建性的认识指导了革命的实践,同时革命的实践又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认识的科学性。对秦汉以来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与我国民主革命及其纲领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至要否定这种认识,势必牵涉到中国民主革命及其纲领,这当然是应该十分严肃慎重对待的事情。

注释

[1] 此外,1934年陈伯达在《中国社会停滞状态的基础》一文中把西周春秋称为“古典式封建社会”,把战国秦汉以后称为“特殊亚细亚形态”的封建社会,强调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封建式土地占有的三位一体。参见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第4—5页。
[2] 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3] 这篇文章后由《吴玉章传》写作组整理,发表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据整理者的说明,该文初稿完成于1928年12月,当时未作进一步的加工整理,1933年,吴老又在原稿上批注道:“这本小册子有许多观点不正确,不能发表。”关于该文的评价,张剑平指出:它“是一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开山作用的史学论著,它的出现同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见所著《略论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4期。
[4] 该文载《文史》创刊号,1934年4月15日出版。
[5] 该文载《文史》第一卷第三期,1935年。
[6] 邓云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二期(1935年)
[7] 吴玉章:《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见《历史文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按,吴玉章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存在浓厚的宗法制残余,始终滞留于初期封建形式。
[8] 李达:《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法学专刊》第3、4期合刊,1935年5月。
[9]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第29—31页。
[10] 上文谈到1934年4月《中国经济上之史的阶段》中提出“封建地主制”的概念。但同年4月,李达为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作序时介绍作者分期的意见为“周代为中国史的初期封建社会”,“由春秋到鸦片战争前这一阶段,为变种的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时代”。李达是吕振羽的老师,这里介绍的应是吕振羽原来的与李达一致的观点;论文反映的应是作者更新的主张。但吕氏对李达序中的表述不提出异议,起码反映了“封建地主制”的主张尚未定型。
[11] 《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第108页,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该书署名为王渔邨,从编写例言看,该书的编写完成于1935年。据作者的说明,该书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章华社出版的森谷克己氏所著的《支那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
[12] 台湾某学者对王亚南在《读书杂志》表达的观点大加赞赏,说他之所以改变观点,是由于抗战期间任职军事委员会,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耳提面命的惇惇教导”,因而“屈从政治权威”,“呼应中共中央的主张”云云(《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稻乡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这是毫无根据的忆测。实际上,王亚南当时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运用还不纯熟,加上当时他对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这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他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明显受到托派观点的影响。不过,他自信不坚,文章发出后,感到自己“有见解不成熟的地方”,给王礼锡写信,“希望暂缓发表”,可是文章已经印好了。(见王礼锡《编者的话·关于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者的一些消息》,《王礼锡致胡秋原》)该作者的专著是以《读书杂志》为研究对象的,难道连《读书杂志》的主编发表在该杂志上的信也视而不见吗?再说,王亚南抗战以前早就改变了观点,认为从周代至鸦片战争都是封建社会,白纸黑字写在他的书(《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该书378页)上,这与什么“政治权威”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连最明显的事实也不顾呢?
[13] 三联书店,1979年版。
[14]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中否定秦汉后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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