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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冲击一回应”还是“中国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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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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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在中国出版已经十余年了。这是一本很有分量也很有影响的专著，出版以后，得到了不少积极的回应，他对美国史学界在中国研究中的传统观点的批判颇为论者所关注，甚至于，“中国中心说”流行之后，柯文先生所反对的“冲击一回应”说、“传统一近代”说和“帝国主义说”也渐渐不见提起了，何也?因为柯文给它们贴上了几个标签(我们就不说“戴帽子”吧)：“明显的西方中心偏见”、“美国史家思想上的帝国主义”和“冷战思维的产物”。这么一来，有“美国史家”柯文先生这么深刻的自我批评在上，弄得中国史家也不好意思再提“冲击一回应”或“传统一现代”这些曾经用得很顺手的模式了——那至少会有思想落后、理论陈旧之嫌。从这一点看，柯文做了一件好事，任何理论模式，一旦被用得太顺手，就有可能带来思想上的惰性。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得想一想，“中国中心观”现在是不是也给说得太顺口了，它的道理何在，它对于“中国史家”的研究工作的意义又何在?
柯文对过去所流行的这三种模式的批判相当严厉：“这三种取向都明确地(如资本主义模式)或隐含地(如‘冲击一回应’与‘近代化’模式)坚持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代史的一切可能。”在费正清的模式下，是否一切都“只可能是”以西方因素为主，具体分析中国现实的“一切可能”都不存在，这话恐怕说得有点绝对。反之，柯文认为，一旦从“中国中心观”出发，人们则可以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历史其实一直有一条“剧情主线”，甚至于能够“奇妙地发现”，“在1800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所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十九乃至二十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具体说来，柯文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的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和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诚然，中国历史有它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近代以来西方势力的入侵并不能使这些“本土问题”归于消湮无踪，而且它还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程度不同地起着作用——近年来美国史家和中国史家在对它们的关注和研究上都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强调本土问题的存在和影响是必要的，而把中国近代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说成是自十八世纪甚至更早就延续而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的结果则又似乎太过了——这倒隐隐约约让人想起了我们自己曾有的一个提法：若非外力干扰，中国社会也能沿着自己的内在规律“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这两者的设定是一样的：有这么一个固有的内在结构、趋向、或“规律”，只是结论不一样：我们说这个过程已因西方的侵略而被打断了，而柯文说它没有“中断”。
我看，一条没有中断的“剧情主线”的假设，是和西方冲击改变了一切的说法一样成问题的。诚然，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固有问题和内在矛盾，而不是简单地把一切归因于“列强”，确实有助于对许多问题探讨的深入，由此也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比如：更多地揭示农民起义发生地人口、土地、资源的压力和地域特点；把改革运动更多地与“国内改革传统”联系考察；探讨反洋教运动所隐含的绅权、教育权、官僚的权威、会党的密谋等。但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的，还有个时代问题，或者说，那些固有矛盾的语境转换问题。假定我们如柯文所要求的“转而对中国历史采取一种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那就更不能回避，中国这个“中心”当时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却恰恰正好是西方列强[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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