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写的历史则是主观的认识。写下来的历史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它是历史学家主观认识的客观存在。一切学问都是人类主观对客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一般地说认识充其量也只是相对真理。号称书圣的王羲之写下“兰亭序”，被称作书中极品。但“兰亭序”真本已佚，据说是酷爱此书的唐太宗死时遗言令它陪葬去了。其实早已不知下落。此书唐人摹本很多，最有名的是欧阳询的定武本，此本今已不传，现存有宋代刻石。此外还有神龙本、国学本、冯承素本等。这些摹本虽然近似，临摹者又很认真细致，连款式、删改、纸的折痕、某字落笔时笔锋破了，都很近似。但还是贯注了临摹者独有的书法风格，不能够完全一致起来。写的历史、认识的历史同客观的本来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符合。主观不断地与客观符合，历史学永远要进步，历史要不断地再写，历史学家也永远有工作可做。这同自然科学一样，而且更有甚之。恩格斯说过“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37卷432页，人民出版社）。我们不妨补充一句，自今而后必须不断地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而“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37卷489页，人民出版社）。
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历史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历史学能成为科学的前提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不可更改的历史。如果否认这个不可更改的客观历史的存在，或者认为它是可以由主观意识来改变的，那历史学就成为由主观认定而非主客观一致的产物了，胡适曾经说过：实在（我想应该是包括了历史——引者） 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文存》一集卷二，《实验主义》）这就没有什么科学的历史学可言了。还有种说法，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个存在却不是我们能认识的，或者说不必要由我们来认识的。既然排除了这个客观对象，那历史就只存在于我们意识中，只有我们意识中的历史了。这样，也就没有什么科学的历史学可言了。[4]
还有一种看法，历史学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认识史料，这是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是对认识了的史料作出理解和诠释，这里有对历史理性思想的思维，还要有体验能力，这是非科学和非理性的，需要有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的理解或精神贯穿其间，还要有史学家对人性的探微。这些本质上是思维构造过程，受到史学家个人思想的制约，因此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并非历史的本来面貌，而是史学家所企图传达给读者的那副面貌，然后再经读者去理解诠释，形成读者思想中的历史的面貌，这是历史学的最终结果。
这种说法也很值得讨论。我想，历史确乎需要理解和诠释。科学并非只是事实的记录，也需要对事实的理解和诠释。理解和诠释并非只是“第二层次”的事。认识史料决不只是对史料的搜集记录和排列，同时也需要理解和诠释。问题在于，史学家的理解和诠释应当朝着符合那个客观的历史的方向努力。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求真，他的思想或理论应当是从历史认识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用以更好地理解和诠释那个真实历史。而且要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验证，而不是把历史当成自己某种思想的注脚、例子，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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