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  C.23，q.5，c.1．

⑧  D.29，cc.1～3．

但是前述对死刑宽免问题的中西两种不同议论也表明，看似相同的现象(赦免原本应该依法处死的罪犯)的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思维方法，来自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

    格兰西之论说犯有死罪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免死的思路，无疑受到基督教非暴力主义原则的影响，他对教会以及国家刑罚的肯定始终是有保留的。他还考虑到罪犯个人的灵魂拯救问题。在末世论的层面上，他同样赞同奧古斯丁对刑罚的看法：人世间的法律是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公平和正义的，否则还要末日的审判做什么?基督教的仁慈，在这个意义上，是对人和社会的局限性的一种认可，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谦卑，而且成为西方法律中反对法律条文主义的传统的重要渊源。而中国古代对刑法宽严的讨论似乎更多地是统治术的切磋和权衡，是为了更有效地防止百姓作乱，“使民迁善远罪”，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致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也就是说，所仔细考虑的只是人世间的权力和秩序。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比较，应该说只是一种对观或对照，提示我们注意到中西法律思想和制度的不同。这些异同所揭示的问题，不借助对观或对照的方法也可以认识到，不过比较的思路显然有助于开拓视野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