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学对国家功能的探讨似乎为比较不同文明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路径。宏观一些的历史比较研究看来需要引入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观点认为，专制君主的统治是古代东方历史的特点。魏特夫等人的“东方专制主义”观点还包括东方君主拥有中央集权权力的意思。魏特夫心目中的东方专制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他曾经说到古代东方的君主国是一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专制君主掌握了水利、土地和手工业这些当时的经济命脉，建立了发达的官僚机构和有效率的交通系统(道路、驿站)，垄断军事力量的指挥权，通过户籍制度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从而在广阔的地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1]马克斯·韦伯虽然不使用“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社会”这类术语，但也曾经说过，东方的君主控制了军队和官僚机构，而西方君主起先并无这种权力，因此东方的城市成为中央政府严密统治下的政治、军事中心，而西方中世纪城市市民拥有自治权、有独立发展的机会。[2](p1212～1262)晚近的社会学学者则对古代社会做出了不同的分析。他们认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传统政治，东西方的传统政治，都属于“前现代”政治，即非现代化的政治。他们通过比较研究和功能分析探讨了东西方传统政治相同的属性。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古代东方的君主专制政体，还是古罗马帝国和西欧封建王权，虽然有种种差别，但都没有真正实现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这些政府(帝王和他们的官僚)和被统治的臣民之间存在有私人豪强这一中介环节，政府机关这一部机器不能直接统治民众，古罗马贵族、中国的乡绅、印度的村社领袖和西欧中世纪的封君封臣，都充当了这种中介环节角色。[3](p71)换言之，在传统社会一般是没有有效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是普遍现象，东方专制君主的统治与中央集权并没有必然联系。

    索撒尔说得好，前现代国家在“仪礼”的层次上可以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在“政治行为”的层次上是地方自治的、分裂的，即具体的、实际的行政管理主要是各地自理的，不受中央太多牵制。[4](p254)在政治理论上，“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被否定了，代之以“陛下并有天下”。在西欧，从罗马帝国形成到近代民主国家兴起，大一统帝国一直是政治学说中或强或弱的基调之一。也就是说，前现代政治文化在说明政治统治正当性的时候，着力鼓吹在行政管理上并未真正实现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观念。大一统中央集权观念在传统社会长盛不衰，并且成为前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需要，——传统政治既有赖于比中央政府更有效率的地方自治，又离不开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设的中央集权。国家不等于集中营，政治统治意味着“正当的权威”，意味着群众必须承认现存的政治统治是正当的。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是通过极力肯定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正当性来强化政治统治本身的正当性．

    过去，我们在研究古代政治时常常把历史现代化，把对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思考套用于古代社会，例如认为，秦的中央集权也和近代的中央集权一样，是生产、商业和交通发展以及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的结果。实际上，和近代相比，传统的“中央集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机制，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联成一体为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也不意味着行政事务、政府职能和官僚制度的高度发展。我们早就应该明确地意识到，传统国家活动是很有限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的效率很低，大量事务要靠地方自治来处理。古代的中央集权往往只以一种不发达的形态存在，与此同时，人们普遍地在意识形态上鼓吹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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