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韩愈在原则上承认，出于孝心为报父仇杀人者是可以赦免死刑的。但是他对这种法外施恩的处置进行了限制，指出，国家依法处死者的儿子是不可采取报复行动的，如果他报复杀人，也要像他父亲那样被处死。子报父仇如果是发生在百姓之间，为复仇杀人者根据情况可以被赦免。即使如此，这样的决定国家不是可以轻易作出的，需要朝廷官员和皇帝认真调查、议论和斟酌。《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太和六年(832)的另一涉及孝道的杀人案的判决：“兴平县民上官兴以醉杀人而逃，闻械其父，乃自归。”官员们对是否应该对上官减死有不同意见，而唐文宗认为他的行为“近于义”，免其死，“杖流灵州”。《新唐书》的作者指责文宗纵容罪犯，认为“刚强非不仁，而柔弱仁之贼也”。
韩愈提出“复仇之名虽同，而事各异”，因此他认为对案件的处理要针对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决定。这与格兰西的审慎态度是一致的．后者在别处更加明确地提出，法律的应用要根据时间、地点、当事人和案情的不同而不同。⑧对法律的此种态度显然在中西之间是可以借鉴和移植的。比较法学之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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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23，q．5，d．p．c．48．这段评注里的“圣人”(viri sancti)是指《旧约》中的人物和《新约》中的使徒。格兰西以他们的事迹说明，具有合法权威的国家官吏有职责以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处分罪犯。参见D.50，d．p．c．12；C．11，q．3，c．56,C．23，q．4,c．51；et C．35，q.1，d．p．c．1．关于此处的注释体例，请参见拙著《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8～79页．
② C.23，q.5，c.1，et d．p.c.49．
③ C.23，q.4，cc.37-38 q.6，cc.1 et3．
④ 《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
⑤ C.23，q.6，d.p.c.4．
⑥ C.23，q.5，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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