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后现代哲学的看法，近代形成的历史观或历史意识之所以表达为一种主体性观念，原因在于时间本身的价值化，在于时间成为一个意义性概念。但是，古代人的时间概念只是某种纯粹宇宙观的表现形式，没有什么人为成份。对于古希腊思想家来说："物质是永恒的，非创造的，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宇宙没有进步可言。因此，对他们而言，时间没有方向，没有任何特殊的向度，无所谓向着终点的进化。"(注：A.斯特恩：《历史哲学：起源与目的》，《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第4页。)与之相应，在古希腊，"历史"也不是一个具有价值指涉并承担着意义内涵的概念。"古人并不认为历史是一套显现某种模式或含有某种涵义的知识。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历史涉及人、事、物，但并不展现什么贯穿其中的意义或模式。……由于历史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它并不按什么特定的时间概念发生。时间可以是重复的，也可以不是；它可能是循环的，也可能不是，没有人能够确知。"(注：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4，第40、42、46页。)照这种分析，在古希腊，时间概念并没有在说明历史的内涵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历史与时间没有什么必然关联。
犹太教与基督教通过赋予时间以起始点与终结点，才使得时间成为一个意义性概念进而也使历史成为一个时间性概念。上帝创造万物、耶稣的生与死以及将来的最后审判，所设定的正是人类历史的全部时间框架。而"历史"也成为一个表达上帝与人类关联的词汇：历史是上帝恩赐的结果，而历史的人性化也是上帝本性的表现，历史是上帝为人所设，上帝通过历史展开人的活动的场景，也意味着上帝的给予中已经包含了人自身历史的可能性及未来，只是这一可能性及未来又要还原于上帝；上帝既是历史的起点，同时也必然是历史的终点。不过，按照千禧年的教义，历史之演进看起来有始有终，但总体上看却应该呈现为某种神秘但又是可期待的封闭循环。
对于历史的起点与终点这一不可经验性的问题，人们其实一直听信于宗教教义，科学方面的支持只是起到一种佐证作用。但是，按后现代哲学的看法，将历史看成是线性化的、连续性的、并且以西方近代化为模板的自然进化过程，将进步观念融入历史意识，并使历史渐次弱化为一个学科概念，正是牛顿的时间概念提出后的产物。也正是由于时间概念的新的变化，使得近代的历史观与先前基督教的历史观区别开来："近代形成的历史时间概念是直线的，不是循环的；是现世的，不是宗教的；是统一不变的，不是哪个历史年代、国家、信仰各自特有的。最重要的是，时间是有方向的。也就是说，它多少是累进的。新的历史时间意识复制了科学家那种统一化、标准化的时间，但不是供自然史之用，而是供人类史之用。""人类参与时间所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来世永生，而换成在今生中追求进步。历史的走向也不再定义为人类背离上帝之堕落，而是朝向现代推进。"(注：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4，第40、42、46页。)
牛顿对时间的确证给近代历史观提供了一种诠释，依据这一诠释，历史与进步、与现代性、与人性以及与理性本身直接等同起来，形成了互释同构的强人的现代性话语系统。但在后现代哲学与科学观看来，牛顿式的时间是极不可靠的，充满不确定性、欺诈和话语暴力。许多后现代主义把由牛顿式的线性时间观念看成是"压迫性的，用来测量和控制人的活动的东西"，至于时间的本质，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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