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思想与福山的思想是相通的。但二者的区别却又十分明显。相比之下，福山的论题显示了更为露骨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具有更为直接的实践历史效应，对福山来说，所谓历史就是指人类在追求理想社会制度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演化，而历史的终结不过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胜利。然而，支配福山论题的历史哲学基础恰恰是后现代历史观所批判的近代历史观："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时，历史便很清楚地呈现为一个单一的演化进程"。"一个有着内在连贯性和方向性的人类历史最终将把人类的大多数引向自由民主政体"。(注：福山：《历史的终结?》，《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2期，第14页。)后现代历史观则倾向于将人类文明的价值平面化并宣称历史的终结本身就是关于历史之价值判断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某个较优越的善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不意味着某个最后的真理已经得到了揭示。"(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93，第99、100，第94，第99，第95页。)后现代对历史的颠覆也是对西方/非西方这一话语模式的颠覆，因为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正是近代历史的深刻矛盾，但当后现代将时间从"现在"中分离出来时，实际上又抹平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历史差距，与此同时也将"内在无时间性"强行地置入非西方。断言后现代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思想没有实践历史方面的含义是片面的，事实上，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话语本身就正在构成种种遮蔽着诸多意识形态冲突的现实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包含于后现代历史终结观之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具有更加隐蔽的思想欺骗性。

　　历史的终结当然包含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欧美现代化经验的否定。非西方的历史仍然在艰难而顽强地生成，这是当代非西方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使命。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也许并不存在所谓优劣之分，但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于进入现代化，包括对现代化状况的反思和调整，显然是有差异的。就这一点而言，西方文化传统在现代转换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西方文化所蕴含的自我治疗与自我变革精神，显然是非西方文化传统在当代转换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学习和借鉴的。在此，我们对后现代历史观的批判与诘问绝不意味着对某种民族主义吁求的回应。我们深信，在西方现代化与人类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是通过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与继承、通过非西方的积极参与和创造所获得的，这是真正的人类历史，即马克思所说的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形式构成的、面向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代是在"历史"的终结之后呈现出来的，而其历史性与理想性也在于所谓"历史终结"之所及与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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