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在颠覆传统时间观进而废弃传统的线性式的、中心化的和连续性的历史观时，直接通过对"现在"的强烈的自我认同取代了对历史的信念。在后现代历史观中，历史、包括历史学科的成立从根本上依赖于"现在"。"历史，假若它是真正存在的话，是一门卑微的学科，它依赖于现在，而不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当代是最为重要的时间构架；我们生活在作为文本的现在，生活在一系列零碎的'连绵不断的现在'之中，在那里，未来只是一个'预期的在场而过去则是一个先行的在场'。历史只在如下程度上才是重要的：它的踪迹对当代有所影响，并且尽管如此，那些踪迹是复杂的和互为文本的。"(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93，第99、100，第94，第99，第95页。)杰姆逊认为："历史本质上是非叙述的和非再现的，然而，我们又要说，除非以文本呈现的方式，历史是无法把握的，或者说，只有通过文本化，我们才能够接触到历史"。(注：FredricJameson,ThePoliticalUnconsciou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1,p82.)历史并不具有独立的在场性，它本身只是呈现历史意义的文本，而历史的意义与深度也并不必然地存在于主题化的历史话语与逻辑之中，而是由作为"现在"的当代所承载并呈现出来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由克罗齐提出并由伽达默尔等当代思想家强调的口号已经成为后现代哲人的口头禅，后现代哲学深信，历史的意义在于其可能具有的当代意义，是通过当代境况及问题被激活的，而被激活的历史本身又只是一种中立性的文本存在。在此，"现在"与历史看起来是作为文本而存在的，它们之间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不过，"现在"作为文本是自身给予的，而历史作为文本是被给予的，是"次文本"，因此"现在"仍然要优先于历史，历史意义的当代生成，或者说"现在"对历史的替代与承载，就是通过这一并不平等的互文性活动实现的。历史意义当然是通过将历史文本化才能解读出来，但是，要解读历史，就必须抛弃那些先前的历史意识。后现代历史观主张以系谱分析方法从事历史研究，而后现代哲学对"现在"的迷恋也在这种系谱学方法中得到了充分表现："系谱学不需要起源、因果关系、综合、真理(历史的法则)、隐藏的意义、深度和内在性、对进步的信念。系谱分析不同于现代历史，它不是通过当前的视角来解释过去……更是一种'关于现在的历史，它在与时下论题相关的问题中找到它的出发点，并且在它能够产生对现在作出分析的范围内找到它的抵达点和有用性'"。(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93，第99、100，第94，第99，第95页。)

　　后现代哲学所迷恋的"现在"，首先当然应当看成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一方面，它标示着现在与过去的断裂并否定了先前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对当下的持续性的自足，并前定了未来的无限开放性。但是，就像关于历史之起点与目的一般只是预示但并不必然指向于人类历史之自然起源与消亡一样，后现代的"现在"显然又不仅仅是一个可量度的时间性概念。"现在"是在时间中不断被延宕的充满着时尚感与自得感的"当下"，但正因为如此它又是一个难以以时间标度其存在意义的感受状态。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曾把他所处的那一"现在"称之为"启蒙的时代"，而不是"启蒙了的时代"。(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8-29页。)按照福科的诠释与发挥，康德对"现在"的这种规定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既超越时间观念、也避开价值评价的后现代式的"现在"观：现在"既不是一个人们所归属的世界时期，也不是可以察知其预兆的事件，也不是一个最终成就的降临"。(注：福科：《启蒙是什么?》，引自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424页。)"现在"的根本属性即当代性，它的意义不过在于"确定今天与昨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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