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义理而言，当康德用启蒙理性来确定"现在"的时代使命，并且反过来又用"现在"来界定启蒙理性的作用范围时，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规定。所谓现代性就是"现在"的自我认同与迷恋。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不需要参照其它时代的标准或通过这些标准的模仿过程寻找自身前进的方向，而只须自己创设自己所需要的规范，现代性就是保证自身能够得到符合需求的复制"。(注：Habermas,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　Modernity,MITPress,1987,p7.)当然，由于对"现在"的过分依赖并因而缺乏反思与超越的多重向度，现代性自身也可能陷入封闭与自足。对此，齐格蒙·鲍曼一语中的："在某种意义上，在所有那些观点当中的现代性，都是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和自我确证(self-evidence)。"(注：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后现代的"现在"观存在着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通过对"现在"的规定所确立起来的现代性，乃是后现代反叛、质疑或修复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对"现在"的规定恰恰又构成后现代性的前提。就是说，"现在"既是批判得以展开的前提，又是批判所指向的对象，这就要求"现在"具有充分的自我批判能力，然而，"现在"的自我迷恋恰恰意味着它并不具备自我批判功能。

　　回避上述矛盾有一个办法，这也正是后现代哲学正在尝试的方案，即通过后现代性将"现在"从现代性中区分开来，将现代性看成是"一个盖棺定论的对象，一个在本质上已经实现的产品，一个有明确的开端和有明确的结尾的历史事件"。(注：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但这样做显然又需要具备如下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后现代本身必须是一个能够替换掉现代的时代；第二，后现代性必须具备足够的反思智慧。然而，这两个条件的成立又需要对确立后现代性的"现在"观进行根本的修改："现在"必须提供一种能够进行反思活动的对象性思维方法与尺度。然而，这种修改其实恰恰是对"现在"观、并且也是对后现代历史观的彻底摧毁，因为后现代历史观显然是无法达到这种理论彻底性的。

　　在很大程度上说，确定在后现代"现在"观之上的所谓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对话只不过是某种话语的互换，并无思想的深度，其原因就在于历史理性的匮乏。"现在"试图通过时间表现出当下的持续性，并以此将历史文本化。在此，我们注意到，后现代哲学消解的正是人们对于历史的眷恋。后现代哲学通过对现在的持续性的话语叙说不断膨胀当代感，这种方式虽然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反讽意味，但更主要的是通过对当代话语的不断翻新从而刺激当代的新奇活力，实际上是给人们能够沉溺于"当代"注入一种持续发挥效力的迷醉剂。后现代其实是用不断延宕和时尚化的"当下"遮蔽了历史的深度与丰富性，包括历史的未来向度。然而，也正是这种不断在场的当下话语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提示我们去分辨和把握历史的不在场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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