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之否弃近代时间观及历史观，同时也有意绕开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基督教历史观，本身有一张底牌，即对古代那种缺乏时间向度的历史观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却因无力面对一个变化了的时代处境，因而在实际的思想状况上又不能不表现为历史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后现代哲学确实包含着一种回复传统的努力，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通过对现代性的反叛、修复甚或构造后现代与传统的应有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性可以被看作是在现代性的意义、指涉对象以及终极目标均被解构之后，对空虚和痛苦所做出的反应，它倾向于'恢复过去的文化'，试图'找回已往的一切文化'，找回所有被摧毁了的东西。"(注：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64、182、172页。)但是，当代是否完全可以为后现代作出定位以及后现代性是否能够起到沟通传统的作用，显然是成问题的。

　　后现代哲学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牛顿式的时间观并以此颠覆近代历史观。但是，断言牛顿时间观支撑起近代历史观并赋予历史以主体性的说法本身是很难成立的。其实，把时间看成是上帝的设定也好，或归属于自然演进的序列也好，都同样可以成为拒绝承认历史时间之属人性以及历史之主体性的理由。如果历史是指与外部自然相分离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领域，因而属人性乃历史之称为历史的基本属性，那么，时间观从空间观的相对独立则是时间成为历史规定性的内在要求。牛顿时间观仍然是一种关于自然时间的科学理论假说，是其空间观的直接推展，与古代那种空间观与时间观直接同一的时空观并无多大差别，因而也就难以成为历史的内在规定性。它对于近代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一种直接的理论支撑作用，但本身并不必然导向历史主体性。后现代哲学也许破除了牛顿时间观并在此意义上冲击了近代历史观，但并没有破除掉历史主体性。区分牛顿时间观与历史主体性是十分必要的，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通过并利用后现代历史观进入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批判并进而敞开和彰显历史的属人本质。

　　牛顿的时间观当然不是纯粹科学的，而是有其人文学追求，但这一追求与其说是人本主义的，倒不如是神本主义的。对牛顿而言，时间就是神意，是人所无法选择的。比如他关于地球将在2000年爆炸的预言显然就不是出于科学时间观的考虑，而是为了对神学预成论的某种自觉的理论承诺或响应。牛顿不可能走出基督教历史观，或者说，由传统所给予的基督教历史观仍然是牛顿本人提出其时间观的不言而喻、且毋须反省的人文学前提。因此，没有理由断言牛顿的时间观实现了由基督教历史观向近代历史观的转变。其实，基督教历史观对整个西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远远超过由所谓牛顿时间观所支撑的历史观，也远远超过古希腊式的缺乏时间向度的历史观，这是后现代历史观没有看到的。这并不是说基督教历史观不可超越，作为深刻地体现着西方性的基督教历史观必然会对人类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由于它从理论上并没有解决历史的属人性问题或人类性问题，而且仅凭它也难以应对人类复杂而严峻的当前境况，因此，进一步完成在近代历史观中并没有完成的对基督教历史观的超越并构造一种新的历史观，恰恰是历史留给当代的一个艰巨的和主题性的思想任务。马克思通过其唯物史观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任务，这就是将宗教批判转化为人与社会批判(或者说通过人与社会批判更加有效地实现宗教批判)，从而使历史成为"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但后现代哲学却通过将历史非历史化的方式将马克思所初步敞开的当代的思想主题抹去了，其支点正是强化"现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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