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一套或多套现成的或待定的话语系统或叙事结构，历史就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历史本身可能是一个需要读解的包含有多重意义内涵的文本，但它显然又不是一个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更不是一个虚无的文本。历史当然不是文物陈列，也不是简单地指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而是一个超越当下实存状态、指向于一个可憧憬的未来因而深刻地蕴含着人性观念的意义之源，历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它根源于传统，其根据却在未来，它不仅从时间性上统一人的活动，而且就是社会性的人的活动的存在论基础。所谓历史乃是通过社会化的人所实现的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双重统一过程，"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历史标示着人的活动的因果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而且，作为历史活动中的主体的人也不断地意识到并实现着这一主体性。历史的主体性是无法消解的，其实，后现代历史观消解的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意义上的"历史"，而作为超越了启蒙现代性、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时代和人类解放论的思想视野中展开的人的历史则远在后现代历史观的视野之外。毕竟，作为"人之为人的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的主体尚待历史性地生成。
四、历史的终结，谁的历史
后现代历史观的一个结论性的思想即历史的终结。这里，"历史"实际上是指近代历史观或历史意识，因而历史的终结也即那种认为历史是具有明确的起点与终点的、线性化的、方向性的和连续性的历史进步观的终结。当然，作为一种观念的终结，所谓历史的终结也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含义并通过意识形态蕴含着一种关于人类历史之当下转折的评价。按照坎内蒂的说法，历史的终结就是指"在某一确定的时刻，人类已经退出了历史，进入到一种新的后历史存在方式。"(注：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64、182、172页。)所谓后历史存在方式即是指在历史的时间规定性已不复存在，由一个不断延宕着的"现在"承载并替代了历史性与未来性的自身"迷狂状态"。
总的说来，后现代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思想是令人困惑的，这种困惑源于思想本身的矛盾与困境。"历史观"指向的实践历史，不过就是指近代西方史以及由西方近代史支配下的人类近代史，但是，在历史的终结中，历史观与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却是分离开的。可以否弃历史观，但作为形成历史观基础的历史实践过程却仍然在强势地延伸，甚至于西方对于历史的抛弃都可以被直接放大为整个人类的"自觉"选择。至于西方如何能够直接代替人类或者说西方为什么会被直接赋予人类性并享有言说人类的特权?后现代历史观却没有做出有力的质疑与反省。如果说非西方在历史过程的客体性位置造成了非西方在"人类"话语中的实际的缺席状况的话，那么，"西方"在"历史"话语上的"故意缺席"不过表明西方滑过了对于深重历史感的责任担当、且又在对关于现代性的姿态性的反叛中独享着既定历史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在历史的终结的背后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
在欧洲中心主义与近代历史观或历史意识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这一点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欧洲中心主义是这样一种中心主义，它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横扫全球，涉及到了其竞争对手不甚关心的生活层面；它使全球的生活发生了革命，在新地方重新安排了各种社会的位置，还改变了它们的历史轨迹--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不提及欧洲中心主义，谈历史就是毫无意义的。"(注：阿里夫·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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