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第三代史学家那里，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对自然结构因素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开始“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了疾病医疗史、体质史、灾害史、气候史的研究。正是这些研究，使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但这种情况在年鉴学派内部是个例外。法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女士提到，拉杜里“在法国没有追随者，但在瑞士、德国、奥地利有很多追随者”③。
环境史学则力求把自然的演化与人类的演化结合起来，把自然纳入到他们叙述的每一个方面，强调自然与人类的不可分离和相互作用，探求人类与自然的变动不居的互动关系，即自然世界如何限制和影响人类活动，人类怎样改变环境，而这些环境变化反过来又如何限制人们的可行选择。总之，自然在环境史学家笔下则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活跃角色。由于人类的生产实践，自然与社会被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带来了自然的社会化和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年鉴学派显得比较冷静持中，很难说它有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诉求。年鉴学派对长时段的结构因素比较重视，对现实社会政治较少涉及和评论。它与现代的政治运动很少有直接联系，所以不受现实政治之争的影响，也不受意识形态的牵连。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史学的弊端，使史学能够顺利转型，进而成为新史学的代表。年鉴学派自创立以来的七八十年间，几代学者推出了大量足可传世的史学佳作，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历史学的发展。勒高夫不无自豪地宣称：“新史学似乎基本上是法国的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事实。”④年鉴学派对马克思的学说也比较重视，甚至把马克思视为年鉴学派的先驱。勒高夫就提到：“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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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fred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Donald Worster, Dust Bowl :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② Ted Steinberg, "Down to Earth: Nature, Agency, and Power i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June 2002),p.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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