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4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0页。

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①这种态度使年鉴学派也很容易被社会主义国家接受。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年鉴学派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与年鉴学派相比，环境史学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即对现实的强烈批判色彩。在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面前，环境史学家从多方面探求危机的症结所在，他们发现，现存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都造成了人类当前面临的困境。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他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改变自然环境以适合自身的需要。由于文化呈现加度发展的趋势，“人类改造和干预自然环境的能力也是加速式地发展”②。但人类为了眼前利益和一己之私，往往滥用这种能力，使环境破坏呈愈演愈烈之势。在严峻的形势和环保运动的推动下，许多环境史学家以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推进环保运动为己任，呼唤对现实进行变革。为此，环境史学的作品往往存在着将荒野和资源保护运动、环保运动美化的一面，并通过讲述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生态悲剧来警醒世人。和现实、环保运动的紧密联系，一方面使环境史学受益，容易受到关注，另一方面也使环境史学受累，被认为是新左派史学，不能本着学术求真的精神客观地研究历史，同时还使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拉开了与环境史学的距离。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环境史学被主流史学接纳吸收，所以迄今为止，虽然环境史学在美国取得了不俗成绩。但许多环境史学家，比如斯坦伯格认为，它仍然处于美国历史学的边缘位置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加快了和社会史融合的步伐，城市环境史、性别与环境、种族与环境开始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阶级分析、种族分析和性别分析等研究方法被环境史学家广泛采用。美国环境史的这一转向，在赋予环境史更多人文关怀的同时，削弱了环境史中生态中心主义的倾向；另外，环境史的社会史化，使环境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使环境史更容易被主流史学接纳和吸收。另一方面，生态分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史学家的著作之中。环境史和社会史能够彼此提供借鉴，以至于有学者提出，“环境史就应该是社会史，社会史就应该是环境史”④。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和年鉴学派在未来仍然可以相互促进，推动历史学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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