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嘉学派的朴学到胡适先生的“整理国故”，正好是传统的考据方法，加上庸俗进化论的历史演变说，这是胡适先生公开声明过的。他一再说他最精彩的方法论，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前者正好是庸俗进化论的应用，后者正好是乾嘉学派的传统，所以胡适先生又曾经得意地说，他的方法“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见同上文)。这是胡适先生以权威的身份向人说教了。

我们并不菲薄考据，本文开始我们就曾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重视史料及有关史料的运用和整理，我也曾评价过“乾嘉学派”，给他们应有的评价，我也曾经评论过“古史辨派”，对我的先师和故友的成绩加以论述，但我不同意胡适先生这样过高地评价他的方法论，这整套方法论是；庸俗进化论+实用主义+乾嘉学派=胡适的方法论(整理国故)。批判胡适先生的文章很多，这里我不想再评论他，只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却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二)

上面说过，我们并不菲薄中国传统的考据，或者叫作朴学，或汉学，即使是胡适先生一派的“整理国故”，我们也并不一笔抹杀。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他们的训诂考据和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是有本质区别的。新旧的考据方法都不能达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种境界是通过辩证的方法，得出合理的抽象，也就是材料的生命所在，是事物的本质。而传统的训诂考据可以得出材料的真伪、是非，却不会有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郭沫若先生过去在这方面也曾经有过论述，他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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