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史学理论与史料考据 |
 |
时间：2009-7-24 13:50:37 来源：不详
|
|
|
文来看是可以解释的。《大司徒》一开头就说，“凡造都鄙”，可见所指是都鄙田制；都鄙，据各家注疏，全是说公卿大夫的采邑；而《遂人》所说是六遂的制度。在都鄙和六遂之外，还有六乡。郑玄注《周礼·小司徒》以为六乡的制度与六遂相同。从此进一步研究，在这种田制下的生产关系，在《周礼》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宗周实行分封制后，在每一个侯国中的居民可以大别为三个不同的阶级，即：宗周的统治集团，他们居住在国内(城内)，这里面有封建贵族和构成贵族集团的小宗成员——平民(士)；一般平民和殷商的亡国贵族。同是殷人又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种是来自殷士的自由农民，一种是住在野外采邑中的依附农民。这些区别在土地的区划中也可以看出，如《地官·遂人》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是乡遂的土地区划，以十夫所耕土地作为一个单位，未提公田，所有土地都属于农民的份地。《地官·小司徒》和《匠人》所载，则与此不同，是以九夫为单位的井田制，它们都说“九夫为井”。这九夫和十夫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別，郑玄已经看出来，他注解《小司徒》的“九夫为井”时说，“此谓造都鄙也，制井田异于乡遂”，这是卓识。所以我们说他是汉学的不祧祖先，后来的经解多半遵从他的说法，近人 傅斯年先生在他的《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中有进一步的解释，他在解释《论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时说，“此语作何解，汉宋诂经家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辨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农夫。……《论语》中君子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词既定‘试翻作现在的话，如下：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原文见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册)这也是一篇比较好的考据文章。郑玄已经区别乡遂与都鄙土地区划之不同，傅斯年先生又指出国与野，人民身份之不同，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正好说明宗周时代之阶级分野及土地制度，居于国中者是贵族及自由平民，他们属于统治阶级，即使是自由平民他们的身分也不同于在野农民，土地分配不同，赋役种类不同，而居于国中者是后进的周人，居于野地者是先进的殷人。但傅斯年先生却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
郑玄和后来的解经者以及傅斯年先生，通过他们对于先秦史料的考据，已经知道国、野之分，君子、小人之分，他们的成绩都比胡适先生的“精彩方法论”好，但他们也都不能画龙点睛。他们止于现象的分析，而不能给史料以生命力。史料仍然是史料，它不是历史。历史要有生命力，要分析史料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史料的生命才能观念地反映出来而成为历史学。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不能菲薄汉学考据，自郑玄到孙诒让的考据方法和成果，我们都重视，即使胡适、傅斯年两先生的考据工作也有可取处，但他们都有局限性，他们不能掌握辩证法、、使史料变为史学，因此只能说史料即史学了。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