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不能使史料变为历史，不能使史料具有生命，我们可以举一些事例来说明。比如在殷周古铜器中有许多图形文字，前人多不得其解，近人又往往以为文字画亦属臆说，例如：自宋以来的金石家均释为“子孙”，近人容庚先生则以为“象陈牲体于尸下而祭”，同以尸祭为说，盖本于王国维之《说俎》，两说均不可信。后来唐兰">唐兰先生释为“大龜”，就字而论这是正确的考据，但这种字句在彝铭上有何意义，却得不到任何启示或者是明确的说明，而沫若先生谓：“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他具体解释说；“当即‘天鼋’，盖古之轩辕氏也。余近证得古十二岁名本即黄道周天之十二宫，寅之摄提格为大角，其次为卯之单阏当于轩辕，…单阏一称天鼋，是则轩辕，单阏，均天鼋之音变也。轩辕不必即是黄帝，盖古有此氏姓，迄周初犹存而后已消灭，故后人遂附益之以为黄帝耳。”(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这的确是一节精彩的文章，这是“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的辩证方法，解此两字为“天鼋”，遂使这古史料具有生命力。无论是轩辕(天鼋)还是有熊氏，都是一种龟蛇的图腾崇拜。夏族的图腾即龟蛇，而商族是玄鸟。周自称是夏后，所以说“我姬氏出自天鼋”，也是以龟蛇作为图腾崇拜。周灭商，夷夏族融合为华夏族以轩辕为始祖，而自称是“黄帝子孙”。

类似的结论，不是古典的考据方法能够得出的。我们还可以举井田作证，胡适先生曾经说他的《井田辨》等考据文字是他的“最精彩的方法论”。有精彩的方法必定有精彩的结论。他关于中国古代井田的结论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井田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或者说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③。这只能是无知。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谈到古代井田的具体规划。我们还得请出汉学(朴学、考据)的不祧祖先郑玄来。在《周礼》中关于井田制记载最多也比较完备，共有四处(《考工记》除外)计为：《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及《大司马》。这四种记载，就性质来说，可以分作两类，《大司徒》和《遂人》全是记载授田的数目；《小司徒》和《大司马》是一类，记载着每一家可供力役的人。据《大司徒》的规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分别。据《遂人》的规定，田有上、中、下和莱的差异。两种记载相比较，《遂人》上地一夫田百晦，莱五十晦，是和“不易之地家百晦”有差异的，但就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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