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来的郡县制度，也是把氏族公社的单位保存下来，产生了中世纪乡党族居的自耕农制。早川二郎的“贡纳论”并无精彩之处，但是它对于中古亚细亚的封建的说明却可供参考：

由于未成熟（不如说早熟），遂使公社的土地所有形态，通过奴隶所有制的构成之全时期而不能不被奴隶制度所破坏，（何谓全时期，早川没有说明）得以延续残存于封建制度之下。更因为公社土地所有形态之残存，使公社内不致树立（西方的）农奴制度”。（《古代社会史》第118—119页）

所以，“不管政治上如何有繁多的风云”，公社的生活，却始终停滞下来；不管“亚细亚诸国之不断的盛衰兴亡与王朝更迭”，公社却始终保障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把社会束缚在“限定了的小天地”之内，时常照同一方式再生出来，像蜘蛛做网一样。这里已经牵涉到东方社会的中古不变性的问题，应在中国中古社会史里去详细讨论。

最后，我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大体上已经有了明晰的概念，这即是它所支配的社会构成是“早熟”和“维新”的古代东方国家。它和“古典的”虽然出现有先后，但是在本质上却属于同一类型，只是路径有些差别。

如果我们用“家族、私产、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末，“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后者是君子的世界。我们如果依据马克思所说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指人是城市的动物，把“人类”这个概念抽象化做“市民”，那末，和亚里士多德有同样伟大学者地位的荀子的“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的命题：“人域[国]是，士君子也，民也”。这里，《荀子·礼论篇》便把“人类”这个概念抽象化做“国中君子”。

以上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新意见，著者做了引伸论的尝试，然而还需要做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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