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在这场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有不少学者都把中国看作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典型。有的人，或者出于他们敌视中国革命的立场，或者因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散布了不少错误的观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卡尔·威特福格在他的《东方专制主义》(1957年出版)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就曾利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肆意诽谤和攻击中国革命。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威特福格的著作还没有给予应有的批判，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另外有一些外国学者，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于威特福格，但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所发表的一些意见也是不正确的。例如，意大利米兰艺术学院的翁贝托·梅洛蒂教授，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著《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2年出版)中，也说什么中国是“‘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例子”，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梅洛蒂的这本书尽管包含了一些令人感到兴趣和值得重视的论点，但全书的基本观点却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本文旨在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顺便对梅洛蒂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涵义与争论的症结

    对于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意见：(一)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或原始公社；(二)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从原始社会转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三)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继原始社会之后，既不同于奴隶社会、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四)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的奴隶社会；(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形态；(六)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的封建社会；(七)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早期的一种假设，后来他已经放弃了这一概念。以上几种论者，都声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根据。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我们认真地考虑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前后是否有所变化?二是人们所引证的马、恩的论述，是否都能用来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如果我们不是根据马、恩在不同场合所说的片言只语，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形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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