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亚洲，]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未，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29]。

但历史事实恰恰反驳了梅洛蒂的观点。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除了在授田制和均田制下面，存在过地租和赋税合为一体的情况以外，一般说来，自耕农民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而佃农则要向地主缴纳地租，田赋和私租历来是分开的。地主阶级不但占有大量土地，还占有大量劳动人手。农民除了对封建国家的臣属关系以外，往往还以更严酷的形式依附于地主阶级。没有当官的地主虽然也要缴纳赋税，但他们经常把这部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封建国家即使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农民也得不到多少实惠。历代政论家所发出的“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30]、“官取其一，私取其十”[31]等等的慨叹，都说明在正常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于农民剩余劳动的再分配，前者所占的比例要比后者大得多。梅洛蒂抹煞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认为只有封建国家的官吏才是“真正的剥削阶级”和“受益者”。只要稍微对中国历史有点常识的人，都不难了解这种说法有多么荒唐!   

    梅洛蒂书中还有另一些荒谬的观点，例如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没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生产方式”；中国这样的“亚细亚社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还有可能再继续存在许多世纪”；如此等等。在这篇文章中，限于篇幅，我们对此不准备——加以评论。但是有必要指出：这些似曾相识的说法，竟然出之于一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且对第三世界的历史命运表示关心的作者口中，实在令人感到遗憾。这里，不妨引用一下马尔科姆·考德威尔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英译本编者前言中对梅洛蒂的批评。考德威尔写道，在自命为马克思信徒的那些西方人中间，“欧洲中心主义”表现出相当大的力量，梅洛蒂“也不能免于这一可想而知的影响，正如他对中国革命的评论中所表现的”。梅洛蒂“颂扬西方技术是未来‘真正的’革命的最终保证”，表明他未能摆脱“这种世世代代根深蒂固的幻想：认为世界是以白种人的富国——它们的行动、倡议、决定和方向——为中心而运转的”。考德威尔接着说：“当西方世世代代盛行这种不费力气的、深信不疑的优越感的时候，亚洲的革命者也许现在大可对这种不可救药的思想废渣取笑一番。”这些中肯的批评，倒是值得梅洛蒂教授认真考虑的。

三、历史发展的共同性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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