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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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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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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寺院上层剥削的对象是部分僧俗吏民，而不是“社”，剥削的方式是出租田土、碾碨、油梁与放贷活动，而不是燃灯、行像等社邑活动。立社文书中所见的“义聚”是社邑的同义语，而不是公共积累。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唐研究第7期）：在长安新昌坊居住的空间里，不同时期，随着坊里宅第易主变迁，居住者的集中程度和结构的变化，使坊内的景观也前后迥异。在唐代后期，这里成为官人居住地的一部分，又因地近街东中东部的高官住地，又邻接东南的风景名胜区，所以异常地繁荣起来。这种转化是以长安城结构改造和职能变化为条件的，而这种分化又与大明宫和兴庆宫成为政令的中枢、新昌坊的水源、风景不无关系。
区域经济 自然环境
王鑫义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史学月刊5）：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淮河流域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在各个战争间歇阶段，尤其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南北政权统治区内的商业又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南北双方间还存在着边境互市和以流域为中介地的聘访换币的贸易关系。商品交换媒介是谷帛、钱币并用。从整体上看，军事、政治成分重于经济是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城市的突出特点，但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淮河流域城市的经济成分明显增长。陈金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地带的农业经营略论》（农业考古1）一文对界于南北对峙和抗衡之间中间地带的经济状况，包括屯田、水利等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了其特点。卢华语《试论3—9世纪重庆的经济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4）从人口、政区两个方面切入，着重考察了重庆经济开发的嬗变轨迹：持续发展，稳步上升，进展缓慢。作者认为，相对安宁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重庆的经济开发；而偏僻闭塞，远离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又阻碍了重庆的前进。在当前的西部开发中，重庆应当加大开发力度，强化与国内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才能紧跟时代步伐，实现经济腾飞。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3）总结了4个特点：一是传统的大城市焕发了新貌，发展成为龙头地位的重要城市；二是在龙头城市的辐射下，淮河流域城市迅速发展；三是沿交通要道一批新的城市发育并迅速崛起；四是地方经济交流，促进两淮地区州县治所城市普遍形成，显示勃勃生机，从而显示了社会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和轨迹。卢华语《唐代重庆纺织产品刍议》（衡阳师院学报2）通过考证得出结论：唐代重庆可确知的丝织品产地凡7州，丝织品种类至少有7种；布匹产地分布面广，品种较多，然而纺织水平总体较低，无法与当时的川西平原、江南及黄河下游的纺织中心相比。蜀汉时重庆无人口记载，卢华语《蜀汉重庆人口考》（西南师大学报6）另辟蹊径，先求东汉重庆人口及其在益州（含凉州武都郡）人口比重，再考蜀汉兵力以证蜀汉人口，后依东汉重庆人口在益州人口中的比重，考出蜀汉时重庆人口为户199 650、口689 700。余蔚、祝碧衡《唐代长安城内土地利用形式的转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强调，由于长安城在有唐一代城区无大规模的扩建，土地无明显的增加，故城内各种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长安城内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和趋势。官府用地、寺观和私人住宅园地这三种土地利用形式在互相转换过程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大量的私宅变为寺观，而这些转变过来的寺观绝大部分分布在长安外城郭城的北部，从而从而促使长安城重心的转移，导致整个城区格局发生变化。薛平拴《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大学报4）认为，以往学者对隋代陕西人口数量的估算普遍偏低。作者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书•地理志》所载北地、弘化、汉川等兼跨陕西与邻省之地的各郡户数进行了分割后估算：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今陕西境内人口约为378.8万，再加上未列入户籍者，实际人口约为423.8万。隋末陕西人口的峰值约为435万人。薛平拴《盛唐时期陕西人口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对唐代天宝元年（742年）今陕西境内各州郡在籍人口数逐一作了估算，认为当年今陕西境内列入政府户籍的人口为76•36万口。文章又估算了当时陕西各类未入籍人口的数量，两种相加，约为548.8万人。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今陕西境内实际人口达580万人左右。
胡阿祥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3）：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黄河、淮河、长江的流路与河性，颇有不同于今日者，湖泊的变迁则尤为巨大，海岸线也与现今多有不同。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并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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