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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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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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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线”,所谓“辽西交通路线”,所谓“蒙古驿传”,所谓“盛京路程”以及所谓“滇缅道路”等专题的较为集中的研究,可能是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战略有一定关系的。而中国学者当时对于“边疆交通”研究投注相当多的力量(注:有关成果有楼祖诒《察绥邮驿述略》(《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8、9期,1937年7月),王沿津《泛论边疆交通》(《边政公论》第1卷第2期,1941年9月),严德一《抗战与我国边疆之交通》(《边政公论》第3卷第3期,1944年3月)等。),也是与抗战的背景分不开的。分析各个地区交通史的研究进程,可以看到对于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古代交通道路,有诸多学者倾力研究推出的成果。其他地区类同专题的交通史研究似略嫌薄弱。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古代交通反而论著数量有限。而历代沿海陆路交通的状况以及近海航运的发展,也需要有更为深入的探索。运河史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而其他自然水道航运开发的历史,有些尚存在空白,有些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与大陆其他若干史学领域一样,治交通史者也往往于学术交流和学术合作有所忽视,对于台湾学者的研究状况和研究前景了解甚少,两岸学者的共同研究更缺乏必要的基础。于是在选择定、论点斟酌等方面都不免受到局限,甚至重复研究的情形亦不乏见。应当承认,日本的东方学研究成就中多有涉及中国交通史的论著,又往往具有精细切实的优胜之处,然而有些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并没有能够充分参考借鉴这些成果。这样的情形,在新的世纪也是应当有所改变的。
就学术方向而言,除了具体的技术层次的交通史研究之外,对于交通的文化作用和文化影响的研究仍显薄弱。王子今著《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形态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试图比较中国古代服务于军政的交通体系之异常完备与民间商运之明显落后,进而讨论中国古代交通文化的若干特质。但是由于不具备足够的学力,无法真正把握中国交通史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规律,认识不免狭陋,理解未能深入,这一预期的目的没有实现。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中国交通史学者将能够在更全面地更真切地展示历代交通发展进程的同时,对历史上的交通现象进行更深层的文化探索,推出交通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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