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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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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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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开发史的某些特点。就统一这一点说来，他认为，“最可宝贵的还不是统一时间的长短。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曾反复出现过，分裂时间也不很短。中国历史中并不是只具备统一的条件，而丝毫没有分裂的条件。民族的、地域的、内战的诸多原因，都有可能导致一个时期的分裂。封建经济的闭锁性的一面，是长期存在的影响统一的因素。”不过，“按照历史的昭示，最值得宝贵的地方还在于，即令在分裂再现之时，中国人并不自安于分裂。分争各方总是力求寻得恢复统一的路径，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感情、经济联系、政治交往，也自然而然地孕育再统一的条件，使统一成为全社会不可抗拒的潮流。而且在此以后形成的统一国家，其立国的基础和统一的程度往往比过去的统一国家更要宽广，更要牢固。中国古运河开发的历史，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历史的这一特点。”由对中国运河开发史的考察而引发的这些有人称作大历史、大文化的见解，对于就交通而交通，就交通史而交通史的研究者，有极可宝贵的开导性的意义。
田文并没有作为重点突出阐述，然而论述中已经有所涉及的有些与交通史研究有关的观点，例如距离“交通干线”的远近，是影响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江南在分裂时期开凿的运河可以“使江南与外界更快、更紧地联为一体”，也成为一种“统一的条件”的观点等(《古运河遐想——＜运河访古＞前言＝，《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也值得我们重视。
不仅交通系统的完善对于国家和社会可以带来全局性的利益，就具体的交通设施的建设来说，也能够增进有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史念海《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河山集》第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文有“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影响”一节，指出设驿的所在和有关方面可以因此获得相当的收入，于当地经济有所裨益，而关税于上缴国家之外，地方也不是不能受益的。“丝绸之路的畅通对于陇右道必然会有一定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则为凉州的繁荣。”交通的便利导致的“胡商云集，货物畅通”，促进了地方的富庶。类似的现象，显然是值得交通史学者重视的。但是史念海又指出，“丝绸之路的畅通，固然可以使陇右道的财富有所增长，这种增长是有限的，似不宜过分夸张。”
中国邮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以及一般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交通文化现象。《元史·兵志四》有关于“站赤”和“急递铺兵”诸内容，记述了当时空前完备的驿传制度。楼祖诒著《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书局，1940年)是第一部全面总结中国历代邮驿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其中列述了周、战国与秦、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朝邮驿的进步，而以周代、汉晋南北朝时代、唐代、元代、清代作为研究重点，论说较为详尽。对于清以前的邮驿发展，作者划分为“驿政胚胎时代”、“驿政初期时代”、“驿政进步时代”、“驿政全盛时代”，这些历史阶段的驿政发展特征，都有考论和说明。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在楼著46年之后出版，在一些方面表现出邮驿史研究的进展，特别是书中增列《中国古代民间通信》一章，使读者对于民间信息传递这一交通形式的重要内容，可以有大略的了解。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两件秦军士卒的木牍家书，《中国古代邮驿史》的作者重视这一珍贵的考古资料，为说明当时民间通信的社会需求和具体形式作了必要的工作。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侧重其法术的和宗教的方面》(商务印书馆，193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一书，作者原计划写6个分册，后因故只完成了第1分册。我们看到的虽然只有第1章“行路遭逢的神奸(和毒恶生物)”，却已经不能不惊叹作者研究视界的开阔以及考察手段的新奇。这种运用文化人类学思想和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旅行生活遭遇的精灵鬼魅以及相应的精神生活时代背景的考察，使交通史的研究别开生面。
利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交通史的姜伯勤《敦煌新疆文书所记的唐代“行客”》(《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一文讨论了“行客”这种活跃于唐代交通活动中的特殊人口的身份，指出在丝路都市的户籍中不以主、客对举，而以百姓、行客对举，反映了丝路贸易孔道上行旅的频繁，认为行客的广泛存在，也可以作为丝路贸易活跃的一种征候。特别引起学界重视的，是该文揭示了因交通活动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人群的特征。类似的研究成果，又有陆韧《明代云南的驿堡铺哨与汉族移民》(《思想战线》1999年第6期)。作者指出，明代进入云南的大量汉族移民，很大一部分于交通道路沿线分布。这些汉族移民集中于交通系统，是值得注意的交通史现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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