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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时间:2009-7-24 13:50:41  来源:不详
时期的简牍120余枚以及其他文物。1903年,斯文赫定发表《中亚和西藏》,记述了他发现楼兰简牍的具体情形。可以说,简牍资料的集中发现,是20世纪学术史中的大事。斯文赫定的重要发现,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简牍遗存的重视。中国简牍学于是创生。而近数十年经科学发掘而陆续出土的大量简牍,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当然也为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进步,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心交通史研究的学者,及时认识到简牍资料是中国古代交通史料的富矿。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提供的历史文化资料,曾经引起热烈的学术反响。熊铁基《秦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高敏《秦汉时期的亭》(《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等论文,都是利用睡虎地秦简中的有关信息进行交通史研究的成果。《日书》作为民间流行的数术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关于“行归宜忌”的内容,体现了交通习俗、交通心理的若干特征,因此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注:如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专刊(三),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行忌比较=,《秦文化论丛》第2辑,1993年12月,《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反映的秦楚交通状况=,《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1号,1993年,《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剩义》(《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和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往亡”与“归忌”=(《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论说较为精当。云梦龙岗秦简中发现关于“驰道”制度的简文(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5页。),对于交通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利用汉简研究汉代交通史,是许多简牍学者予以重视并取得丰收的工作。陈梦家关于汉简邮程表的研究,关于汉简资料所见烽燧制度的研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都有重要的价值。收入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的《亭与传舍(附论客舍)》(《汉晋遗简偶述之续》)、《邮驿之制》(《汉简剩义再续》)等成果,也增益了对于汉代交通的理解。劳干《汉代的陆运和水运》一文说到“车父”的身份,陈槃、陈直的汉简研究论著中也涉及“车父”(注:陈槃:《车子·车父·车卒》,《汉简剩义》,《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陈直:《居延汉简综述·车父的助边》,《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此后王子今、李均明等又就此有所考论(注:王子今:《关于居延“车父”简》,《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李均明:《“车父”简考辨》,《简牍学研究》第2辑,1998年2月。),使得这一社会称谓的指代逐渐明朗。裘锡圭《汉简零拾》中研究了当时河西地区运输生产中“僦”的雇佣关系的发生和作用(《文史》第12辑,1981年9月),对认识汉代交通状况有开拓性的意义。借助汉简资料研究交通史的论著,还有劳干《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楼祖诒《汉简邮驿资料释例》(《文史》第3辑,1963年10月),劳干《再论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3本1分,1982年),《汉代的军用车骑和非军用车骑》(《简牍学报》第11辑,1985年9月),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均明《汉简所见车》(《简牍学研究》第1辑,1997年1月),程喜霖《汉简所见关传向过所演变》(《简牍学研究》第2辑,1998年3月),蔡宜静《汉代居延“就”运探研》(《简牍学报》第17辑,1999年12月)等。

  作为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设施的位于甘肃敦煌的悬泉置,当时对于开发河西,联络西域,曾经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所获取的23000余枚汉简,为认识当时邮驿交通系统的形式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20世纪最后一年悬泉置遗址考古收获开始发表(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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