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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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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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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约瑟还说到1627年《奇器图说》中介绍的“西洋奇器”，包括服务于军事需要的营地磨，但是实际上“营地磨的历史几乎1300年以前就在中国开始了”，他举出的力证，是《邺中记》曾经说到的“车行则众巧并发，车止则止”，“行十里成米一斛”，“行十里辄磨一斛”的“舂车”。李约瑟还写道，“历史学家们普遍地同意独轮车直到12世纪后期或甚至12世纪都没有在欧洲出现”，而“大多数欧洲技术史学家们都不知道，这种简单的车辆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至少早在3世纪”。认为独轮车最初应用于3世纪，是基于将诸葛亮“木牛流马”解释为独轮车的认识。但是李约瑟又指出，实际上汉代画像反映独轮车的画面，有年代为西汉时期的。但是中国学者刘仙洲、史树青确定独轮车的发明年代为西汉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参看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6期；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似乎并没有受到李约瑟的注意。李约瑟又据梁元帝《金楼子》关于“风车”的记述，认为中国早在6世纪就发明了陆地扬帆的车，而欧洲同类发明是在“差不多1000年以后”。他指出，“这项来自中国技术的传播”，“第一次使欧洲人的思想适应于陆地上高速运行的可能性。”他认为，应当充分重视“这种真正对快速交通的第一次尝试给予欧洲文化的冲击。”“中国人的激励”，“其效果是不可阻挡的。”(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鲍国宝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6、278、281—291、304—306页。)李约瑟立足于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全面认识的中国交通工具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可以给予中国学者有益的启示。
四
考古工作的收获，是推动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条件。
1957年4月，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时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免税凭证“鄂君启节”。节形如竹，青铜制成，共4件，其中车节3，舟节1，各有错金篆书铭文，详细规定了车舟数量、行程期限、所经城邑和运载物品种类。鄂君启节对于研究当时楚国境内的水陆交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鄂君启节的资料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收入《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商承祚《鄂君启节考》(《文物精华》第2集)，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钮仲勋《＜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一文对安徽历史地理研究的意义＝(《安徽日报》1963年1月8日)，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谭其骧《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殷涤非《＜鄂君启节＞两个地名简说＝，商承祚《谈鄂君启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黄盛璋《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朱德熙《鄂君启节考释(八篇)》(《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989年，《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等论文相继发表，日本学者船越昭生也著有《鄂君启节考》(《东方学报》第43号，1972年3月)，对出土交通文物的共同关注，成为交通史研究中的盛事。以文物资料证交通史，逐渐成为许多交通史学者习用的研究方法。
简牍作为一种重要的极富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存，其实极少数是被有意予以特别保留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并不为人所特殊重视，有些是被视为垃圾而遗弃，例如河西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大多和草渣、畜粪、烧灰等废弃物混杂，有些则是当时作为燃料幸未烧尽的残片，有些甚至被称为“厕简”。只是渴望借助这些遗存认识当时的历史文化面貌的后人，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历史上曾经有多次重要的简牍发现，几乎每一次都大大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积累，推动了学术发展的进程。19世纪末，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A.Hedin)来到中国西部，开始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所谓“探险”活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考察，到达罗布泊北面，发现了古楼兰国遗址。在1901年3月组织的发掘活动中，得到汉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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