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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时间:2009-7-24 13:50:41  来源:不详
趋势是有意义的。王振铎《指南车计里鼓车之考证与模制》(《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4月),《燕肃指南车造法补证》(《文物》1984年第6期),均从技术史角度成功地探索了古代车制。对于交通进步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性贡献的指南针的发明,王振铎又发表《司南指南针与罗盘经——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与发明》(《中国考古学报》第3、4、5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1949年,1951年),《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文物》1978年第3期),《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器中所绘磁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期,1979年)等论文,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注:这5篇论文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

  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111种分类的内容中,直接属于交通范畴或与交通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计有11种(注:即:23.车Ⅰ:轺车,轓车,轩车,安车;24.车Ⅱ:辎车,辇车,牛车,驼车;25.车Ⅲ:斧车,鼓吹车,戏车;26.车Ⅳ:轮、轴及其部件;27.车Ⅴ:车盖及其部件;28.车Ⅵ:辕,*[左车右元],衡,轭,轙,銮,輰,衔,镳;29.车Ⅶ:马车的组装与系驾法;30.辇,鹿车,舆,梮,担,负,戴,鞍具;31.船;52.建筑ⅩⅢ:篅,囷,廪,仓,桥,栈道;64.服饰Ⅷ:履,舄,屦,靴,鞮,麤,行滕,袜,*[左纟右尉]等等。),可以说给予了相当充分的重视。其中关于车制以及马车系驾形式等内容论说详备,于是成为关心汉代交通技术的人们不可不读的权威性论著。孙机的《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上编收有《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略论始皇陵1号铜车》、《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弓形器”的用途和定名》、《辂》、《“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唐代的马具与马饰》等涉及车马形制的论文,下篇则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讨论了有关交通史的许多长期为人所忽视或始终未得确解的具体问题,有显著的学术贡献。

  除了历代古船实物陆续有所发现,使人们可以得到有关当时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具体状况而外,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收获(注:参看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则能够以整体性的丰富信息,使人们对于这一方面的交通技术的认识耳目一新。

  仓储设施也是中国古代运输系统的构成内容。在漕运成为支撑专制王朝基本构架的时代,其对于交通的作用更为重要。例如,西汉华仓(或称京师仓)的发掘,就为研究当时漕运系统的规划建设以及实际效能,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料。(注: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汉函谷关遗址发现与关卫系统有关,又与漕运或河东郡、弘农郡间河渡运输有关的仓库,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也为研究隋唐时期大型官仓的仓储制度及相关交通形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注:参看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五

  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形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相反,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往往“必须重新开始”,历史上甚至多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度极灿烂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阻断以致终于衰落毁灭的事例。(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1页))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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