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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时间:2009-7-24 13:50:41  来源:不详
,也是有探索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

  交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有值得重视的关系。例如,关于汉代“亭”的建置,学界曾经有热烈的争论。多数学者的分歧,在于“亭”即“邮亭”的理解之外,是否兼有军事机构和民政机构的作用。王国维关于“汉时邮递之制,即寓于亭燧中”等研究成果(《敦煌汉简跋》,《观堂集林》卷17,《王国维遗书》第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前面说到的劳干的有关论文以及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5A,1961年)等,考论均相当详备,其他涉及汉代亭制的论著尚有多种。杨向奎、李中清《论“邮表畷)”与“街弹”》(《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一文又讨论了两汉邮亭制度的来源,并且对此前的汉代亭制研究有所总结。论文初稿曾经寄给几位学者征求意见,于是又引发了关于汉代亭的性质的讨论。杨向奎、李中清的论文刊出,附有“关于亭制的讨论”,包括一组短文:张春树《关于亭燧的邮传制度》,杨联陞《<邮表畷)与街弹>商榷=,余英时《关于亭的性质》,张春树《再论亭不是一级行政组织》,杨联shēng@(19)《有关亭制的几个问题》,余英时《汉代亭制问题献疑》,杨向奎、李中清《我们的意见》。见解多有不同。杨向奎、李中清表示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关于汉代亭制的性质,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如今尚无定论,因此我们觉得引起这番讨论还是有益的,虽然现在我们的意见还统一不起来,但有关汉代的考古材料不断发现,总有解决的一天。”尽管争论各方的看法终未一致,但是不同学术论点的相互碰撞和相互切磋,已经使我们对汉代交通形式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有所深入,这种学术争鸣,在对中国交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时,也应当看作美好的记录。

  交通现象可以反映社会等级制度的若干特征。有的学者注重于有关具体“名物度数的考证”之外,努力“探明其政治社会意义”。刘增贵的论文《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2分,1993年),就是从事这一研究的成功收获。作者指出,秦汉以下,古代象征身份地位的器物如鼎彝等失去重要性,车服、印绶取而代之,《舆服志》的出现即其明征。皇帝被称为“车驾”、“舆驾”,士大夫也期望能“朱丹其毂”、“致辎軿”,汉砖中的车马行列,魏晋以下的卤簿图都说明了车的象征意义。等级分明的车制用意在“列等威”、“别士庶”与“抑僭奢”。但制度的变迁往往不只是“逾制”所造成,“不及”亦其一因,中古牛车之取代马车,即与汉末清流士风密切相关。而乘肩舆、骑马之风的渐盛,造成了另一变化,唐以下士大夫多骑马坐轿,车驾制度也失去了其重要性。这样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以往一般交通史研究的定式,可以称作富有历史深义的交通文化研究了。

  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交通史,以及讨论交通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的关系的著作,还有章必功《中国旅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子今《交通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等。

  在交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也包括自然地理方面的条件。而生态环境方面的条件,以往研究者多有忽视。交通发展利用这样的条件,同时又以人为作用改变着这样的条件。李健超的论文《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西北历史研究》1989年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论述了有关现象,指出了交通活动中的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变迁的作用。

  回顾一百年来中国交通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仍然有所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交通史这一学术领域中,至今还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研究力量,没有形成可以组织和协调有关研究工作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就学术成果而言,有的重要时期虽然交通发展多有历史创造,但是还没有研究当时的交通成就的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断代交通史专著出版。至今也还没有一部多卷本的中国交通通史问世。而若干专题交通史,如道路史、运河史、港口史、津渡史、关塞史、车辆史、船舶史、交通制度史、交通礼俗史、交通观念史等,或者存在学术空白,或者虽然已经有论著发表出版,但是仍然存在可以进一步开拓的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

  回顾中国交通史的研究,应当欣慰地说,由于集中了诸多历史地理学者、经济史学者、地方史学者、考古学者等多方面的力量,各自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参与对于历代交通的研究考察,于是可以推出一些多方位研究的成果。但是,还应当看到,许多学者大多是在从事各自主要研究方向的工作之余涉足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而真正以主要学术精力进行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学者还并不很多。

  就对于历史上不同区域的交通现象的关注而言,曾经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日本学界在20世纪前期对于所谓“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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